所以，赵大贵虽然在德庇时和耆英两人的共同推动下在广州建立码头和仓库，供定期邮轮营业，但并没有在广州开展进一步的商业活动。

在1845年下半年的时候，广州有大量洋布积压，才有商人急于处理库存，让大贵商行趁机收购了一些积压的洋布，用来反击上海洋商们的打压。

不过，双方的关系也仅此而已，大贵商行也算外地商行，帮广州商人处理库存的货物可以，想插入进来经营丝茶，跟英国人直接经商，就要面临广州商人们的联手打压。

好在大贵商行的根基在上海，并不需要到广州拉生意，而且这段时间广州商人们也自顾不暇，无力抵抗大贵商行的渗透。

赵大贵跟一般商人不一样，对香港的兴趣远大于广州，坐自家邮轮到香港，在斯塔克的帮助下购买香港的两家造船厂。

原来这两家的老板之前也从事洋布买卖，然后赔得一塌糊涂，天天被债主上门讨债，因此愿意将船厂出售换现金。

赵大贵原先在澳门并购多家造船厂，厂里的多名欧洲工程师最后却并没有北上，后来是到这两家造船厂工作的，此时也被引入大贵商行的船厂。

这两家船厂都是建立不久的船厂，里面的机器设施都比澳门船厂好很多，更重要的是船厂里有很多技术人员，这才是赵大贵看中这两家船厂的真正原因。

并购这两家造船厂后，赵大贵又能获得一大批设备和技术资料，除上述工程师外，还有多名英国工程师以及船厂工人，也算获得了利息。

斯塔克考察过赵大贵麾下的产业，发现赵大贵手下学者和工人都很充足，机床等造船设备和技术书籍也很多，就是自己看书摸索也能掌握相当程度的造船能力，继续压制没什么意义，才故作大方地允许赵大贵并购这两家船厂。

不过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后，赵大贵才发现香港的英国人之前扩张得太厉害，在此次危机中受到的损失还在他的预测之上，这两家船厂就是不卖给他，恐怕也经营不下去了。

而且，斯塔克一系经营的其他产业也受到很大冲击，损失程度恐怕还在义升行的损失之上。

早知道这样，当时应该开口更狠一些，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赵大贵心里不无有些遗憾。

斯塔克在此次危机中赔钱不少，当真是红了眼，跟赵大贵商谈后，竟然愿意帮赵大贵从英国本土订购大量精密机械和高级机床，似乎把打压中国本土科技发展的战略方针都弃之不顾。

赵大贵此时现金很多，而且斯塔克愿意接受用厂丝支付定金，赵大贵自然没有什么不同意的，还趁机预订大量特殊钢材和生熟铁、生熟铜等。

经过此番波折，斯塔克等人以后估计还会找麻烦，但至少不会用过于下作的手段，如收到订金后耍赖等。

等回到上海，巴富尔知道前后过程后，也是一阵无语。

斯塔克等人代表着本土一些大家族的利益，远比他一个东印度公司船长儿子的身份尊贵，使得他明知道有人针对自己，但一直不能做有力反击，没想到却让赵大贵给收拾了一顿。

只是，赵大贵向来独立，表面上是领事馆的买办，却从来不受自己节制，以后怎么梳理双方的关系，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