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大贵商行原来的老班底们看着义升行的人到自己老板手下做事，心里到底是高兴，还是惴惴不安，就不一而足了。

接下来，赵大贵又和旗昌和怡和等大洋行商议，各家在三个月内不再往外出售洋布，也不运来，给市场一个自己恢复的机会。

所有洋行都非常拥护这项决议，还很严格地遵守，一直不断下跌的洋布价格这才停滞了一下，不再下降，停留在每匹一块五的程度，还有些缓慢上涨的趋势。

在这个阶段，破产潮还是此起彼伏的，只是没有以前猛烈而已，各家洋行资金难的问题也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依照赵大贵的记忆，这种情况延续到1846年七八月份以后，才会有所缓解。

以前各大洋行和买办行都在湖州和杭州等地办分行，有的就在大贵行的分行旁边，摆出一副打擂台的态势，但此时资金困难，便无心经营下去，很多商行就愿意低价转让给大贵商行，以获取流动资金。

赵大贵肚量也很好，并没有为难这些商行，而是同意低价收购这些店铺，心里明白这样一来，这些洋行在两三年内是没法到外地跟大贵商行抢生丝或茶叶货源了，也就是说大贵商行付出区区几万元钱，就获得了两三年的外地货源垄断权了。

赵大贵依稀记得当初刘镛起家，就是因为1846年冬天的时候，湖州的丝商联手压丝价，自己拉货跑到上海卖生丝，才发现两地差价惊人，最后赚了数十万元，获得人生第一桶金的。

结合现在的情况就能明白，1846年冬天刚好是1846年二三月份，上海的洋行因为遭受重大危机，无力派人到湖州等地购货，才会导致当地丝价下降，逼得丝庄联手降价。

当然，那些丝庄要对贸易有所了解，自己拉生丝到上海，其实也能赚钱。

可惜的是，这时代的丝商或茶商对中英贸易丝毫不了解，根本不知道生丝或茶叶在外国人这边能卖多少钱，白白让刘镛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赚了大钱。

因缘际遇，莫过于此了。

除了在湖州等地扩张之外，苏州要重新布局，在香港和广州等地也要加强影响力。

大贵商行原先就有在苏州经商的经验，只是后来退出而已，而且从义升行原先是在苏州具有最大影响力的贸易行，义升行的掌柜伙计们非常熟悉苏州，大贵商行重新进入苏州，很轻易就接收义升行多年的积累，成为在苏州举足轻重的商行。

苏州的问题容易解决，香港和广州的情况就复杂一些了。

原来，广州本来就有很多从事洋货贸易的商人，结成十三行这样的公行机构，垄断跟洋人的贸易。

鸦片战争后，十三行虽然被强迫解散，但商人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团结在一起，敌视和排斥任何外地商人，试图继续垄断跟外国人的贸易。

在战前，英国人对广州从事贸易的商人赞誉有加，在战后，却以非常尖锐的文字加以批判，就是因为这些广州商人合起来排斥外地商人，操控价格，非常不利于英国商人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