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上半年，要说中国最活跃的人，莫过于汉奸汪大卫。

1月24日，汪大卫与内蒙、华北、华中地区的汉奸头子王克敏、梁鸿志、李守信等在青岛举行会谈，达成形式上的统一。

从1937年到1940年，中国被分成了五个国家，分别是清先生领导的重庆政府，溥仪的东北“伪满洲国”，北方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金陵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汪大卫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整合了除“伪满洲国”以外的日军占领区，辖江苏、淮海、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中原、福建等省份及南京、魔都、汉口、厦门等特别市。除了江苏、淮海、安徽三省的形势较为完整外，其他省区往往仅占有少数县。

即便如此，汪伪政府声势也不小了，已经能跟重庆政府分庭抗礼。

1940年，属于中国人民抗日大业最艰苦的岁月。

国际上，英国迫于日本压力，一度封闭了“滇缅公路”；法国迫于压力，封闭了“滇越铁路”；只有美国对日本禁运，还有陈纳德参加抗战，但是整体上来说，没有深度介入中日之间的战争。

而在国内而言，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汉奸！

电影《地道战》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民兵队长高传宝在大槐树下敲钟传达情报：来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

要说“汉奸”，顾名思义得从汉朝讲起。

汉奸的鼻祖，当属汉文帝时和亲匈奴的陪同侍臣“中行说”（音读“月”）。此君为报私愤一到匈奴就投降了单于，为其出谋划策，“对症下药”地对汉朝进行军事袭扰，甚至直逼长安城下，一时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之患”。

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

在抗战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侵占一个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之。

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宋哲元军长身边的参谋周思静，向日军提供了南苑守军撤退的情报，并称“(赵登禹)已经登车出发了”。正是根据这一情报，日军在天罗庄设下埋伏，直接导致百战名将赵登禹和佟麟阁的战死。

在金陵保卫战中，一到晚上根据指令全城宵禁，一些汉奸竟用火把、手电筒引导日军飞机轰炸弹药库、兵营等重要目标。

那么，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汉奸为何如此之多？

“汉奸现象”的繁衍，跟价值观的沦丧和国家不统一有关。

大汉江李士群常对其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小汉奸的说法则是：“人总得活着，伪军有军饷，能养家。”

旷日持久的内战，使近代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致使一些民众地域观念很强，缺乏国家认同意识与归属感。这种“一盘散沙”的状况，为外国侵略者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

所以说，中华民族沉沦太久了，到了需要流血牺牲的时候，没有足够的鲜血和折磨，无法实现凤凰涅槃。

在这种情况下，秦笛明知道有人牺牲，却不敢伸手相救！

1940年2月，抗日英雄杨静雨，陷于日伪重围之中，辗转雪原之间，周围人一个个叛变投敌，而又反过来替日军劝降。一个叫赵廷喜的同乡对杨静雨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

岂止不杀，投降了日本人，还能当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