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老夏，九〇年参加高考，当时全省的理科生录取比例是七比一，文科生录取比例更是达到十一比一的惊人地步。

听起来这个比例似乎也不怎么离谱啊？实际上，这些比例中不但包括了大专本科生的录取名额，还包括了中专生的录取名额，而且可以说，绝大部分录取名额都被中专生占去了，其次是大专生，最后才是本科生。当然，本科生也分为一本二本，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看到这里，很多年轻一些的书友肯定不理解，为啥中专的录取名额也算在高招的录取比例内呢？不就是破中专吗？还有人愿意上啊？

书友说的不错，但是这是目前中专学校的情况。在目前只要你愿意上，愿意出学费，中专学校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但是在九〇年代初，却不是这样的情况。当时不但大学包分配，中专生也包分配。一个城市的学生，只要考上中专，毕业分配之后就会有一份稳定的正式工作，而且进如了国家干部序列里去，若是在中专里选一个好专业，比如公安税务金融等等，那么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分配进这些部门，根本不用走什么关系。而中专生对于农村的学生诱惑力就更大了，因为不但可以解决工作问题，而且还可以告别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吃上让人羡慕的商品粮。所以当时考中专的难度一点也不次于现在考个二本三本。

当时中专学校就这么抢手，可想而知上面的大专本科有多大难度了。

除了通过普通高招接收高等教育之外，当时教育体系中还存在一种五大生，即：电大、夜大、职大、函大和成大的学生。和普通高招一样，要上这五类大学必须参加国家组织的统一考试，只有达到规定的分数线才能入学。这五类大学虽然不会给学生分配工作，但是他们所颁发的文凭却被国家人事部门所承认，成为升迁职位评定职称上调工资的法定依据。所以五大生的文凭虽然无法媲美正规大学的毕业生，但是在当时也是一证难求，如果不能考过诚仁高招的分数线，这五大生的文凭虽然不怎么好听，但是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梦想。

因此，紧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和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参加高等教育强烈愿望成了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按照当时权威部门的说法，落后的高等教育体制已经对我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形势造成了严重的制约。

经过长期的调研，九三年二月十三曰，国务院办法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吹响了中国教育事业改革的冲锋号。当这股春风吹到中原省的时候，中原省教委就下了一个文件，提倡省内高地高校根据自身情况调集富裕的师资力量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培养人才，社会实践大专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运而生的。

不可否认，虽然省教委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实际艹作中，这所谓的社会实践大专班不可避免成为某些高校的创收或者说敛财的工具。

回到正文。

苏飞给所有的学生干部都布置了任务，让他们周曰的时候走上街头摆摊设点，宣传华北财大的社会实践大专班，并可以代办招生业务。苏飞承诺，每介绍一名学生到校来，再这名学生缴纳过学费之后，系里将按照百分之六的比例给招生人提成。换而言之，只要介绍一名学生缴纳一年的学费，介绍人接可以获得一百五十元的提成。

学生干部们顿时被这个数字诱惑的口水都下来了。一百五十元，相当于获得一个三等奖学金啊。假如在大街上拉来十个八个学生，岂不是要获得上千元的提成奖励？在对金钱的憧憬中，学生干部们纷纷表态，周曰一大早就去占领市区的各繁华地点进行招生。

赵长风虽然对招生前景不怎么乐观，但是一百五十元的诱惑还是不小的。干脆也上街试试，一个月四个周曰，哪怕能招到一个学生，不也有一百五十元的收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