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红英说：“慧丽，都‘插队’了，还怎样去奋斗？”

汪美珍说：“奋斗？我的奋斗目标就是不‘透支’。”

杨慧丽不屑地一笑，说：“‘插队’又怎么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将面临自食其力，也将是我们独立生活的开始；我们要在‘再教育’中成长，在钱北展开我们的抱负，开创新的天地！”

林木森为她鼓掌；笑着说：“难得听到这样的豪言壮语了！雄心壮志可嘉；现实是什么？这些我说得比你少吗？该说的我都说了，该作的我也作了；结果是怎样？莫须有！结果就一个莫须有，什么都会没有！”

杨慧丽巴动嘴唇，最终还是没说话；或许是因林木森的遭遇而同情，或许是为林木森的遭遇而不屑一驳。

“好了。木森，不要说了。在主宰者的随心所欲下，你不屈服则死！”朱丽雯伤感道，“有时，一个电话比和十条生命都强大。我们能主宰的不是人生，而是自己的生命。”

“我就不相信，我就不信，我不信……”徐武激昂了，他想反驳；却找不到能表达的词语，他没有下文，说的一遍比一遍低，最后不吭声了。

大家都沉默了；谁也不敢再触及这个话题。每个人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今天的话太直白……不仅是白，而是“黑”！如果泄露出去，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帽子”就无须莫须有了！

盲从，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甚至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强烈的革命热情是青年最典型的特征。在“知青”的思想里，参加“文革”是响应伟大领袖**的“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忠诚表现；更是在效忠国家，同时还把国家至上与社会责任感和个人英雄主义交织在一起。“上山下乡”以后，“知青”开始傍徨，头脑中的革命理论被现实的“生存”开始了交锋。虽然革命意志开始动摇了，但，传统的政治革命热情规范了他们的言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更使他们相互警惕、防范……

林木森很后悔，“处事戒多言，言多必失”。为避祸从口出，回钱北后他闭门不出，缄口不语；甚至对薛天康也与他人一样礼尚往来。今天却忘乎所以，他唯求不连累他人而庆幸！林木森久久地望着朱丽雯；他没料到，这个活泼开朗的姑娘心底深处，竟然有这种感叹。

各怀已见；话不投机。一场热闹的聚餐在不快的气氛中收场。

“等一下，大家帮着收好碗筷再走。”杨慧丽拦住了“四花旦”；一切停当，杨慧丽又拦住大家，严肃地说，“我大家收拾碗筷挺利落；乘着清醒，我说一句。我们今天是酒后说酒话，出门便不再提！钱红英，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有些话只能关门说，出门就全忘掉！”

“四花旦”都认真地点头，金德江却感到失面子；冷冷地说：

“放心！就是传了出去，我决不会说杨慧丽在场。”

徐武不高兴了，替杨慧丽抱不平说：“德江，这话说得就没意思了；难道我们是王连举、甫志高？向**保证！真的有什么事，我头一个‘顶雷’！”

“好了，好了。”林木森忙说，“今天是我不好！喝多了，喝多了！”

“是喝多了。”朱丽雯接着话，笑着说，“慧丽还说大家清醒，刚才我差点把大汤碗打破了。”

“是呀，是呀；喝多了，喝多了。”大家都附合着，散了。

林木森出门时，朱丽雯送到大门口，说：

“无论多么风光或失落的事，只不过是你自己心中的一个结；如果能敞开怀抱，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朱丽雯的声音很低，但语气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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