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禹把眼睛靠在发抖的手臂上，擦了擦睫毛上的汗，肚子里咕噜咕噜的开始叫，他不知道现在是几点，总之肚子偏偏这会儿开始饿了。他再细看，那只鸟是个像丹顶鹤一样的石雕像，和后面的岩壁连在一起悬在半空中，翅膀张开像是要飞的样子，并没有脚，头顶上方还有一小段尾巴，看上去就像这个石鸟的后半截在崖壁里，而尾巴却往头的方向弯过来伸出岩壁。

这一天就这么安静地过去了，嗅息草在月色下，像盗版网站一样疯狂地生长，所以，以下内容为无良的盗文网站准备，请享用：37岁的我端坐在波音747客机上。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夹雨云层，俯身向汉堡机场降落。11月砭人肌肤的冷雨，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使得身披雨衣的地勤工、呆然垂向地面的候机楼上的旗，以及bmw广告板等的一切的一切，看上去竟同佛兰德派抑郁画幅的背景一段。罢了罢了，又是德国，我想。

飞机刚一着陆，禁烟字样的显示牌倏然消失，天花板扩音器中低声传出背景音乐，那是一个管弦乐队自鸣得意演奏的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那旋律一如往日地使我难以自已。不，比往日还要强烈地摇撼着我的身心。

为了不使头脑胀裂，我弯下腰，双手捂脸，一动不动。很快，一位德国空中小姐走来，用英语问我是不是不大舒服。我答说不要紧，只是有点晕。

"真的不要紧？"

"不要紧的，谢谢。"我说。她于是莞尔一笑，转身走开。音乐变成彼利·乔的曲子。我仰起脸，忘着北海上空阴沉沉的云层，浮想联翩。我想起自己在过去人生旅途中失却的许多东西--蹉跎的岁月，死去或离去的人们，无可追回的懊悔。

机身完全停稳后，旅客解开安全带，从行李架中取出皮包和上衣等物。而我，仿佛依然置身于那片草地之中，呼吸着草的芬芳，感受着风的轻柔，谛听着鸟的鸣啭。那是1969年的秋天，我快满20岁的时候。

那位空姐又走了过来，在我身边坐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可以了，谢谢。只是有点伤感。"我微笑着说道。

"这在我也是常有的，很能理解您。"说罢，她低下头，欠身离座，转给我一张楚楚可人的笑脸。"祝您旅行愉快，再会！"

"再会！"

即使在经历过十八载沧桑的今天，我仍可真切地记起那片草地的风景。连日温馨的霏霏轻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泻翠，抽穗的芒草在10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仿佛冻僵似的紧贴着湛蓝的天壁。凝眸远望，直觉双目隐隐作痛。清风拂过草地，微微卷起她满头秀发，旋即向杂木林吹去。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狗的吠声由远而近，若有若无，细微得如同从另一世界的入口处传来似的。此外便万籁俱寂了。耳畔不闻任何声响，身边没有任何人擦过。只见两只火团样的小鸟，受惊似的从草木从中蓦然腾起，朝杂木林方向飞去。直子一边移动步履，一边向我讲述水井的故事。

记忆这东西真有些不可思议。实际身临其境的时候，几乎未曾意识到那片风景，未曾觉得它有什么撩人情怀之处，更没想到十八年后仍历历在目。那时心里想的，只是我自己，致使我身旁相伴而行的一个漂亮姑娘，只是我与她的关系，而后又转回我自己。在那个年龄，无论目睹什么感受什么还是思考什么，终归像回飞棒一样转回到自己身上。更何况我正怀着恋情，而那恋情又把我带到一处纷纭而微妙的境地，根本不容我有欣赏周围风景的闲情逸致。

然而，此时此刻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却仍是那片草地的风光：草的芬芳、风的清爽、山的曲线、犬的吠声……接踵闯入脑海，而且那般清晰，清晰的只消一伸手便可触及。但那风景中却空无人影。谁都没有。直子没有。我也没有。我们到底消失在什么地方了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看上去那般可贵的东西，她和当时的我以及我的世界，都遁往何处去了呢？哦，对了，就连直子的脸，遽然间也无从想起。我所把握的，不过是空不见人的背景而已。

当然，只要有时间，我会忆起她的面容。那冷冰冰的小手，那流线型泻下的手感爽适的秀发，那圆圆的软软的耳垂及其紧靠底端的小小黑痣，那冬日里时常穿的格调高雅的驼绒大衣，那总是定定注视对方眼睛发问的惯常动作，那不时奇妙发出的微微颤抖的语声（就像在强风中的山岗上说话一样）--随着这些印象的叠涌，她的面庞突然自然地浮现出来。最先出现是她的侧脸。大概因为我总是同她并肩走路的缘故，最先想起来的每每是她的侧影。随之，她朝我转过脸，甜甜地一笑，微微地低头，轻轻地启齿，定定地看着我的双眼，仿佛在一泓清澈的泉水里寻觅稍纵即逝的小鱼的行踪。

但是，为是直子的面影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我总是需要一点时间。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所需的时间愈来愈长。这固然令人悲哀，但事实就是如此。起初5秒即可想起，渐次变成10秒、30秒、1分钟。它延长的那样迅速，竟同夕阳下的阴影一般，并将很快消融在冥冥夜色之中。哦，原来我的记忆的确正在同直子站立的位置步步远离，正如我逐渐远离自己一度战国的位置一样。而惟独风景，惟独那片10月草地的风景，宛如电影中的象征性镜头，在我的脑际反复推出。并且那风景是那样执著地连连踢我的脑袋，仿佛在说：喂，起来，我可还在这里哟！起来，起来想想，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还在这里！不过一点也不痛，一脚踢来，只是发出空洞的声响。甚至这声响或迟或早也将杳然远逝，就像时间万物归根结底都将自消自灭一样。但奇怪的是，在这汉堡机场的德意志航空公司的客机上，它们比往常更长久地、更有力地在我头部猛踢不已：起来，理解我！惟其如此，我才动笔写这篇文字。我这人，无论对什么，都务必形诸文字，否则就无法弄得水落石出。

她那时究竟说什么来着？

对了，她说的是荒郊野外的一口水井。是否实有其井，我不得而知。或许是只对她才存在的一个印象或一种符号也未可知--如同在那悒郁的日子里她头脑中编织的其他无数事物一样。可是自从直子讲过那口井以后，每当我想起那片草地景致，那井便也同时呈现出来。虽然未曾亲眼目睹，但井的模样却作为无法从头脑中分离的一部分，而同那风景混融一体了。我甚至可以详尽地描述那口井--它正好位于草地与杂木林的交界处，地面上豁然闪出的直径约1米的黑洞洞的井口，给青草不动声色地遮掩住了。四周既无栅栏，也不见略微高于井口的石愣，只有那井张着嘴。石砌的井围，经过多年风吹雨淋，呈现出难以形容的混浊白色，而且裂缝纵横，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绿色小蜥蜴"吱溜溜"地钻进那石缝里。弯腰朝井下望去，却是一无所见。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井非常之深，深得不知道有多深；井筒非常之黑，黑得如同把世间所有种类的黑一古脑儿煮在里边。

"那可确实--确确实实很深哟！"直子字斟句酌地说。她说话往往这样，慢条斯理地物色恰当的字眼。"确确实实很深，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晓得它的位置--肯定在这一带无疑。"她说着，双手插进粗花呢大衣袋里，觑了我一眼，妩媚地一笑，仿佛说自己并非说谎。

"那很容易出危险吧，"我说，"某处有一口深井，却又无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是吧？一旦有人掉入，岂不没得救了？"

"恐怕是没救了。飕--砰！一切都完了！"

"这种事实际上不会有吧？"

"还不止一次呢，每隔三年两载就发生一次。人突然失踪，怎么也找不见。于是这一带的人就说：保准掉进那荒草地的井里了。"

"这种死法怕有点不太好。"我说。

"当然算不得好死。"她用手拂去外套上沾的草穗，"要是直接摔折脖颈，当即死了倒也罢。可要是不巧只摔断腿脚没死成可怎么办呢？再大声呼喊也没人听见，更没人发现，周围触目皆是爬来爬去的蜥蜴蜘蛛什么的。这么着，那里一堆一块地到处是死人的白骨，阴惨惨湿漉漉的。上面还晃动着一个个小小的光环，好像冬天里的月亮。就在那样的地方，一个人孤零零地一份一秒地挣扎着死去。"

"一想都叫人汗毛倒立，"我说，"总该找到围起来呀！"

"问题是谁也找不到井在哪里。所以，你千万可别偏离正道！"

"不偏离的。"

直子从衣袋里掏出左手握住我的手。"不要紧的，你。对你我十分放心。即使黑天半夜你在这一带兜圈子转不出来，也绝不可能掉井里。而且只要紧贴着你，我也不至于掉进去。"

"绝对？"

"绝对！"

"怎么知道？"

"知道，我就是知道。"直子仍然抓住我的手说。如此默默地走了一会。"这方面，我的感觉灵验得很。也没什么道理，凭的全是感觉。比如说，现在我这么紧靠着你，就一点儿都不害怕。就是再黑心肠的，再讨人厌的东西也不会把我拉去。"

"这还不容易，永远这样不就行了！"

"这话--可是心里的？"

"当然是心里的。"

直子停住脚，我也停住。她双手搭在我的肩上，目不转睛地凝视我的眼睛。那瞳仁的深处，黑漆漆、浓重重的液体旋转出不可思议的图形。这对如此美丽动人的眸子久久地，定定地注视着我。随后踮起脚尖，轻轻吻了一下我的脸颊。一瞬间，我觉得一股暖流穿过全身，仿佛心脏都停止了跳动。

"谢谢。"直子道。

"没什么。"我说。

"你这样说，太叫我高兴了，真的。"她不无凄凉意味地微笑着说，"可是行不通啊！"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不可以的事，那太残酷了。那是--"说到这里，直子蓦地合拢嘴唇，继续往前走着。我知道她头脑中思绪纷乱，理不清头绪，便也缄口不语，在她身边悄然移动脚步。

"那是--因为那是不对的，无论对你还是对我。"少顷，她才接着说道。

"怎么样的不对呢？"我轻声问。

"因为，一个人永远守护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呀？咦，假定、假定我们结了婚，你要去公司上班吧？那么在你上班的时间里，有谁能守护我呢？我到死都寸步不离你不成？那样岂不是不对等了，对不？那也称不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吧？再说，你也早早晚晚要对我生厌的。你会想：这辈子是怎么了，只落得给这女人当护身符不成？我可不希望这样。而这一来，我面临的难题不还是等于没解决么！"

"也不是一生一世都这样。"我抚摸她的背。说道，"总有一天要结束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在另作商量也不迟，商量往下该怎么办。到那时候，说不定你倒可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们总不能眼盯着收支账簿过日子。如果你现在需要我，只管使用就是，是吧？何必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呢？好么，双肩放松一些！正因为你双肩绷得紧，才这样看待问题。只要放松下来，身体就会变得更轻些。"

"你怎么好说这些？"直子用异常干涩的声音说。

听她这么说，我察觉自己大概说了不该说的话。

"为什么？"直子盯着脚前的地面说，"肩膀放松，身体变轻，这我也知道。可是从你口里说出来，却半点用也没有哇！嗯，你说是不？要是我现在就把肩膀放松，就会一下子土崩瓦解的。以前我是这样活过来的。如今也只能这样活下去。一旦放松，就无可挽回了。我就会分离甭析--被一片片吹散到什么地方去。这点你为什么就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还要说什么照顾我？"

我默然无语。

"我心里要比你想的混乱得多。黑乎乎、冷冰冰、乱糟糟……嗯，当时你为什么同我一起睡觉？为什么不撇下我离开？"我们在死一般寂静的松林中走着。路面散落的夏末死去的知了外壳，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我和直子犹如寻觅失物似的，眼看着地缓缓移步。

"原谅我。"直子温柔地抓住我的胳膊，摇了几下头说，"不是我存心难为你。我说的，你别往心里去。真的原谅我，我只是跟自己跟自己怄气。"

"或许我还没真正理解你。"我说，"我不是个头脑灵敏的人，理解一件事需要有个过程。但只要时间，总会完全理解你的，而且比世上任何人都理解得彻底。"

我们止住步，在一片岑寂中侧耳倾听。我时而用脚尖踢动知了残骸或松塔，时而抬头仰望松树间露出的一角天空。直子两手插在外衣袋里，目光游移地沉思着什么。

"嗳，渡边君，真喜欢我？"

"那还用说？"我回答。

"那么，可依得我两件事？"

"三件也依得"

直子笑着摇摇头："两件就可以，两件就足够了。第一件，希望你能明白：对你这样来看我，我非常感激，非常高兴，真是--雪里送炭，可能表面上看不出。"

"还会来的。"我说，"另一件呢？"

"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这样活过、这样在你身边呆过。可能一直记住？"

"永远。"我答道。

她便没再开口，开始在我前边走起来。树梢间泻下的秋日阳光，在她肩部一闪一闪地跳跃着。犬吠声再次传来，似乎比刚才离我们稍近了些。直子爬上小土丘般的高冈，钻出松林，快步走下一道胁迫。我拉开两三步距离跟在后面。

"来看呐，这儿好像有井。"我冲着她的后背招呼道。

直子停下，动情地一笑，轻轻抓住我的胳膊，然后肩并肩地走那段剩下的路。

"真的永远都不会把我忘掉？"她耳语似的低声询问。

"是永远不会忘。"我说，"对你我怎么能忘呢！"

尽管如此，记忆到底还是一天天模糊起来。在如此追踪记忆的轨迹写这篇东西的时间里，我不时感到惴惴不安。我忘却的东西委实太多了。甚至不由怀疑自己：是不是连最关键的记忆都丧失了。说不定我体内有个叫记忆堆那样的昏暗场所，所有的宝贵记忆统统堆在那里而化为一滩烂泥。

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我现在所能掌握的全部。于是我死命抓住这些已经模糊并且仍在时刻模糊下的记忆残片，敲骨吸髓地利用它来继续我这篇东西的创作。为了信守我对直子做出的诺言，舍此别无他路。

很久以前，当我还年轻、记忆还清晰的时候，我就几次有过写一下直子的念头，却连一行也未能写成。虽然我明白只要写出第一行，往下就会文思泉涌。但就是死活写不出那第一行。一切都清晰得历历如昨的时候，反而不知从何处着手，就像一张详尽的地图，有时反倒因其过于详尽而不便于使用。但我现在明白了：归根结底，我想，文章这种不完整容器所能容纳的，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并且发觉，关于直子的记忆愈是模糊，我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她。时至今日，我才恍然领悟到直子之所以求我别忘掉她的原因。直子当然知道，知道她在我心目中的记忆迟早要被冲淡。也惟其如此，她才强调说：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曾这样存在过。

想到这里，我就悲哀得难以自禁。因为，直子连爱都没爱过我的。

挪威的森林

第二章

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不过大约20年前，我住在一座学生寄宿院里。我18岁，刚上大学。对东京还一无所知，独自生活也是初次。父母放心不下，在这里给我找了间宿舍。这里一来管饭，二来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于是父母觉得即使一个未通世故的18岁少年，也可在此生活下去。当然也有费用方面的考虑。同一般单身生活开支相比，学生宿舍要便宜得多。因为，只要有了被褥和台灯，便无须添置什么。就我本人来说，本打算租间公寓，一个人落得逍遥自在。但想到私立大学的入学费以及每月的生活费，也就不好意思开口了。况且，住处对我原本也是无可无不可的。

寄宿院建在东京都内风景不错的高地上，占地很大，四周围有高高的混凝土墙。进得大门，迎面矗立一棵巨大的桦树。树龄听说至少有150年。站在树下抬头仰望，只见天空被绿叶遮掩得密密实实。

一条水泥甬道绕着这棵树迂回转过，然后再次成直线穿过中庭。中庭两侧平行坐落着两栋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这是开有玻璃窗口的大型建筑，给人以似乎是由公寓改造成的监狱或由监狱改造成的公寓的印象。但绝无不洁之感，也不觉得阴暗。大敞四开的窗口传出收音机的声音。每个窗口的窗帘一律是奶黄色，属于最耐晒的颜色。

沿甬道径直前行，正面便是双层主楼。一楼是食堂和大浴池，二楼是礼堂和几个会议室。另外不知何用，居然还有贵宾室。主楼旁边便是三栋宿舍楼，同是三层。院子很大，绿色草坪的正中有个喷水龙头，旋转不止，反射着阳光。主楼后面是棒球和足球两用的运动场和六个网球场，应有尽有。

寄宿院唯一的问题，在于它根本上的莫名其妙。它是由以某一个极右人物为中心的一家性质不明的财团法人所经营的。其经营方针——当然是以我的眼光看——是相当奇特的。这点只消看一下那本寄宿指南的小册子和寄宿生守则，便可知道十之*。“就教育之根本，在于培育于国有用之材。”此乃寄宿楼的创办精神，赞同这一精神的诸多财界人士慨然解囊……这是对外的招牌，而其内幕，便以惯用伎俩含糊其词。明确地来说，没有任何人晓得实情，称其无非是逃税对策者有之，谓其沽名钓誉者有之，说其以建寄宿舍之名而采取形同欺骗的巧妙手腕骗去这片一等地产者有之。甚至有人说其中包藏着非同小可的老谋深算。照这种说法，创办者的目的在于通过这里做过寄宿生的人在财政界建立一个地下财阀。确实，寄宿院内，有个清一色由寄宿生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特权俱乐部，详情我自然不清楚。据说一个月总要召开几次邀请创办者参加的什么研究会。只要加入这俱乐部，将来就职便万无一失。至于这些说法中何对何错,我便无从判断了。但所有这些说法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反正莫名其妙”。

不管怎样，1968年春到1970春这两年时间里，我是在这莫名其妙的寄宿院内度过的。如果有人问起何以在如此莫名其妙的地方竟然待了两年之久，我也无法回答。就日常生活这点来说，右翼也罢、左翼也罢、伪善也罢、罪恶也罢、并无多大区别。

寄宿院内的一天是从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始的，当然也播放国歌。如同体育新闻中离不开进行曲一样，升国旗也少不得放国歌。升旗台在院子正中，从任何一栋寄宿楼的窗口都可看见。

升国旗是东楼（我所住的）楼长的任务。这是个大约60岁的老年男子，高个头，目光敏锐，略微掺白的头发显得十分坚挺，晒黑的脖颈上有条长长的伤疤。据说此人出身于陆军中野学校，这也是真假莫辨。他身旁侍立一个学生，一副升旗助手的架势。这学生的事别人也不甚知晓。光脑袋，经常一身学生服，既不知其姓甚名谁，也不知其房间号码。在食堂或浴池里也从未打过照面。甚至弄不清楚他是否真是学生。不过，既然身着学生服，恐怕还得是学生才对——只能如此判断。而且此君同中野学校的那位却是截然相反：五短身材，面皮白嫩，不瘦偏肥。就是这一对令人不快至极的搭档在院子里升那太阳旗。

住进之初，出于好奇，每天我特意在6点钟就爬起身来观看这爱国仪式。清晨6时，两人几乎与收音机的报时笛同步在院子中亮相。学生服固然是学生服加黑皮鞋，中野学校则一身夹克，脚踏运动鞋。学生服手提扁扁的桐木箱，中野学校提一台索尼牌便携式磁带收录机。中野学校把收录机放在升旗台下，学生服打开桐木箱。箱里整齐地叠放着国旗。学生服毕恭毕敬地把那旗拿给中野学校。中野学校随即给旗穿上绳索，学生服顺便按一下收录机开关。

《君之代》

旗一蹿一蹿地向上爬去。

“沙砾成岩兮”——唱到这里时，旗升到旗杆中间，“遍覆青苔”音刚落，国旗便爬到了顶尖。两人随即挺胸凸肚，取立正姿势，目光直视国旗。假若晴空万里，又赶上阵风吹来，那光景便甚是了得。

傍晚降旗，其仪式也大同小异，只是顺序与早上相反，旗一溜烟滑下，收进桐木箱中即可。晚间国旗却是不随风翻卷的。

何以晚间非降旗不可，其缘由我无从得知。其实，纵然夜里，国家也照样存在，做工的人也照样不少。巡路工、出租车司机、酒吧女侍、值夜班的消防队、大楼警卫等——这些晚间工作的人们居然享受不到国家的庇护，我觉得委实有欠公道。不过，这也许并不足为怪，谁也不至于对此耿耿于坏。介意的大概舍我并无他人。况且，就我而言，也是姑妄想之而已，从来就没想寻根问底。

房间的分配，原则上是一、二年级两人一房，三、四年级每人一间。两人一个的房间，有六张垫席大小，略显狭长，尽头墙上开有铝合金框窗口。窗前，背对背放着用来学习的两套桌椅，门内左侧放一架双层铁床。每件家具，其结构简单得出奇，且结实得可以。除了桌椅铁床，还有两个衣箱、一张小咖啡桌，以及直接安在墙壁上的搁物架。无论怎么爱屋及乌，都难以恭维是富有诗意的空间。差不多所有房间的搁物架上，都摆一些日用品。有收录机、吹风机、电暖瓶、电热器和用来处理速溶咖啡、袋装茶、方糖、速食面的锅和简单的餐具。石灰墙上贴着《平凡周刊》上的美人照，以及从报刊上剪下的(被禁止)广告画。其中也有开玩笑贴的猪交尾照片，但这是例外中的例外。一般房间贴的都是luoti(被禁止)照，或年轻歌手照和女演员照。桌上的小书架里排列着教科书、辞典、小说之类的。

房间里因都是男人，大多脏得一塌糊涂。垃圾篓底沾着已经发霉生毛的桔子皮，代替烟灰缸用的空罐里烟头积了10多厘米，里面一冒烟，使用咖啡啤酒什么的随手倒进浇灭，发出令人窒息的酸味儿。碟碗则没有一个不黑糊糊的，里外沾满无名脏物。地板上散乱仍着速食面包袋、空啤酒瓶什么以及什么器皿的封盖之类。没有一个人想起过用扫帚把它们扫在一起或用垃圾铲铲倒垃圾篓里。风一吹来，灰尘便在地板上翩翩起舞，而且，每个房间都充斥一股难闻的气味。虽然气味多少有所不同，但其成分都是毫无二致：汗、体臭，加上垃圾。大家全都把要洗的东西塞到床下。没有一个人定期晾晒被褥，于是那被褥算是彻底吸足了汗水，释放出不可救药的气味。我现在还感到不可思议：在那般混浊状态中居然没有发生致命的传染病。

不过相比之下，我的房间却干净的如同太平间，地板上纤尘不然，窗玻璃光可鉴人，卧具每周晾晒一次，前臂在笔筒内各得其所，就连窗帘每月都少不得洗涤一回，这都因为我的同室者近乎病态地爱洁成癖。我告诉别人说：“那家伙练窗帘都洗！”但谁都摇头不信。谁也不知窗帘乃常洗之物。他们认定：窗帘是半永久性垂在窗口的附件，并且说“那小子性格异常”，随后又都称其为“纳粹党”或“敢死队”。

我的房间连美人画都没贴，而代之以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摄影。我贴luoti(被禁止)画的时候，他开口道：“我说渡边君，我，我可不大欣赏那玩艺儿哟！”然后伸手取下，以运河画取而代之。我也并非很想贴那luoti(被禁止)，便没表示异议。来我房间玩的人看了这运河摄影画，都问是何物，我说：“敢死队看着它(被禁止)来着。”我本来是开玩笑说的，大伙却轻率地信以为真。由于大家信得太轻率了，连我自己不久也以为可能真有其事。

由于我同敢死队住在一起，大家都对我表示同情，但我本人却无甚反感。只要我洁身自好，他便概不干涉。作为我，反倒有些求之不得：地板他扫，被褥他晒，垃圾他倒。要是我忙得三天没进浴池，他便嗅了嗅，劝我最好洗澡去，甚至还提醒我该去理发店剪一剪鼻毛。麻烦的是只消发现一条小虫，他就拿起杀虫剂喷雾器满屋喷洒不止。这时我只好到隔壁的混乱地带避难。

敢死队在一间国立大学攻读地理学。

“我嘛，是学地、地、地图的。”刚见面是他对我这样说。

“喜欢地图？”我问。

“嗯。大学毕业，去国土地理院、绘地、地、地图。”

于是，我不禁再次感叹：世上果然有多种多样的希望，人生目标也各所不同。我来东京后一开始便发出诸多感叹，此其一。不错，假若没有几个人对绘制地图怀有兴趣和强烈热情——人多了怕也大可不必——那是有些不好办。不过，想进国土地理院的却是每说到“地图”两字便马上口吃之人，也真是有些奇妙。他也不总是口吃，但一说到“地图”一词，便非口吃不可，百分之百。

“你、你学什么？”他问。

“戏剧。”我答说。

“戏剧？就是演戏？”

“不不，那不是的。是学习和研究戏曲。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亚啦。”

他说，除了莎士比亚外都没听说过。其实我也半斤八两，只记得课程介绍上这样写的。

“不管怎么说，你是喜欢的喽？”

“也不是特别喜欢。”我说。

我这回答使他困惑起来。一困惑，口吃便更厉害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件十分对不起人的事。

“学什么都无所谓，对我来说。”我解释道，“民族学也罢，东洋史也罢，什么都行。连看中这戏剧，也纯属偶然，如此而已。”这番解释，自然还是没能使他理解。

“我不明白，”他真的一副不明白的脸色，“我、我嘛，因为喜欢地、地、地图，才学地、地、地图的。为了这个，我才让家里寄、寄钱，特意来东京上大学。你却不是这样……”

他讲的自然是正论，我不便再解释了。随后我们用火柴杆抽签，决定上下床。结果他住上床，我在下床。

他身上的打扮，总是白衬衫黑裤子和蓝毛衣。光头，高个儿，颧骨棱角分明。去学校时，时常一身学生服。皮鞋和书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俨然一个右翼学生。也正因如此，周围人才叫他是“敢死队”。但说实话，他对政治百分之百的麻木不仁。不过是嫌选购西装麻烦罢了。他所留心的仅限于海岸线的变化和新铁路隧道的竣工之类。每当接触这方面的话题，他便结结巴巴地一讲一两个小时，直到我抽身溜走或睡着才住嘴。

清晨6点，他随着足可代替闹《君之代》歌声起床。看来那故弄玄虚的升国旗仪式也并非毫无效用。旋即穿衣，去洗脸间洗漱，洗脸时间惊人地长，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把满口牙一颗颗拔下来刷洗一遍。返回房间后，便“噼噼啪啪”地抖动毛巾，小心翼翼地按平皱纹后，放在暖气片上烘干，并把牙膏和香皂放回搁物架。随后，拧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

我晚间看书看得很晚，一觉睡到早上8点多钟。所以即便他起来弄得簌簌作响。甚至打开收音机作广播体操，一般我都只管大睡其觉。可是，惟独到了广播体操那跳跃动作部分，却是非醒不可。不容你不醒。因为他跳跃之时——也确实跳得相当之高——便把床板震的上下颤抖。头三天，我都忍了。听人说集体生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忍耐的。但到第四天早上，我认识到可不能再忍下去了。

“对不起，广播体操在楼顶什么地方做好么？”我开门见山，“你那么一做我就不用睡了。”

“可都6点半了呀！”他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那我知道，不久6点半了吗？6点半对我是睡眠时间。原因不好解释，反正就这习惯。”

“那怎么成！在楼顶做，三楼就有意见了。这是因为下面房间是贮藏室，谁都不会说三道四。”

“那就在院子里做，在草坪上！”

“也不行。我、我那收音机不是晶体管的。没、没电源不能用，没音乐我又做不了操。”

的确，他的收音机相当原始，是交流电源式的。而我那个倒是晶体管，可又是音乐专用，只能收立体声短波。罢了罢了，我想。

“让你一步，”我说，“做体操可以，只是把跳跃动作去掉。那部分太吵了。这回总可以了吧？”

“跳、跳跃？”他满脸惊异，反问道，“跳跃是什么，跳跃？”

“跳跃就是跳跃。就是上上下下一蹦一跳的！”

“没那回事啊！”

我开始头痛，没心思再和他罗嗦下去。但转而一想，既然话已出口就该说清楚才是。于是，我一边哼着广播协会那段“广播体操第一”的曲子，一边在地上实际蹦跳一番。

“看见没有，就这个，怎么能没有呢？”

“啊，倒也是，倒是又的，没、没注意。”

“所以我说，”我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希望你把这部分免掉，其他的我全部忍胜吞气了。只要你不跳，就能让我睡个安稳觉，行吗？”

“不行不行。”他说得倒也干脆，“怎么好漏掉一节呢。我是十年如一日做过来的。一旦开了头，就、就下意识地一做到底。要是去掉一节，就、就、就全部做不出来了。”

我再也说不出什么，能说出什么呢？最有效的莫过于把他那个活气死人的收音机称他不在从窗口一甩了事。可是不用说，那一来肯定像打开地狱之门似的捅出一场骚乱。因为敢死队这小子拿自己的东西极其注意。我哑口无言，在床边茫然坐着。这当儿，他笑嘻嘻地安慰道：

“渡、渡边君，你也一块儿起来不久得了。”言毕，到食堂吃早餐去了。

讲罢敢死队和他做广播体操的趣闻，直子“扑哧”笑出声来。其实我并不是当笑柄讲的，但结果我也笑了。看见她的笑脸——尽管稍纵即逝——实在相隔很久了。

我和直子在四谷站下了电车，沿铁路边上的土堰往市谷方向走去。这是5月中旬一个周日的午后。早上“劈里啪啦”时停时下的雨，上午就已完全止息了。低垂的阴沉沉的雨云，也似乎被南来风一扫而光似的无影无踪，鲜绿鲜绿的樱树叶随风摇曳，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太阳光线已透出初夏的气息。擦肩而过的人都脱去毛衣和外套，有的搭在肩头，有的挽在臂上。在周日午后温暖阳光的爱抚下，每个人看上去都显得分外开心。土堰对面的网球场上，小伙子脱去衬衫，穿一条短裤挥舞球拍。只有并坐在长凳上的两个修女，依旧循规蹈矩地身着黑色冬令制服。仿佛惟独她们四周没有阳光降临，但两人还是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享受着晒太阳聊天的乐趣。

走了15分钟，背上渗出汗来。我于是脱去棉布衬衣，只穿圆领半袖衫。她把浅灰色的运动衫的袖口挽到臂肘上。看上去洗过好多遍了，颜色褪得恰到好处。很久以前我也似乎见她穿过同样的衬衫，但记不确切，只是觉得而已。关于直子的事，当时记得确实不很多。

“集体生活怎么样？和别人朝夕相处，可有意思？”

“弄不太清，才一个月过一点嘛。”我说，“不过，倒也不坏，至少还没有叫人吃不消的事。”

她在饮水台前停住，喝了一小口水，从裤带里掏出白手帕擦了擦，然后弯下腰，细心地重新系好皮鞋带。

“你说，我也能过那种生活？”

“集体生活？”

“嗯。”直子说。

“怎么说呢，这东西主要看个人想法。伤脑筋的事说有也是有不少的。一些规定罗罗嗦嗦，无聊的家伙耀武扬威，加上同室人6点半就做广播体操。可是，如果想一想这类事到哪里都在所难免，也就心平气和了。只要你心想只能在此度日，就能凑合下去。就这么回事。”

“呃——”她点点头，似乎想起了什么，停了一会儿。之后就像审视什么世间珍品似的凝眸注释我的眼睛。仔细看去，发现她的眼睛是那样深邃和清澈，令人怦然心动，这以前我竟没有发现她有如此晶莹澄澈的眸子。想来，我还真没仔细看她眼睛的机会，两人单独走路是第一次，说这么多话也是第一次。

“打算搬进寄宿宿舍？”我试着问。

“不不，不是那样的。”直子说，“只是想想，想集体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是说……”直子咬起嘴唇，搜寻合适的字眼，但终究没有找出来。她叹了口气，低下头，“我想不明白，算了。”

交谈到此为止了。直子开始再次向东走，我留点距离随在后面。

我差不多一年没有见到直子了。这一年里，直子瘦成了另一个人。原先别具风韵的丰满脸颊几乎平平的了。脖颈也一下细弱好多。但她这种瘦削，看上去非常自然而娴雅。简直就像在某个狭长的场所待过后，体形自行纤细起来一样。而且，直子要比我以前印象中的漂亮。我很像就这点向直子讲点什么，但不如怎样表达，结果什么也未出口。

我们也不是有什么目的才来这里的。在中央线电车里，我和直子偶然相遇。她准备一个人去看电影，我正要去神田逛书店。双方都没什么要紧事。直子说声下车吧，我们就下了车，那站就是四谷站。当然，只剩下两人后，我们也没有任何想要畅谈的话题。至于直子为什么说下车，我全然不明白。话题一开始就无从谈起。

出得站，她也没说去哪里就快步走起来。无奈，我便追赶似的尾随其后。直子和我之间，大致保持1米左右的距离，，若想缩短，自然可以缩短，但我总觉得有点难为情。因此我一直跟在离直子1米远的身后，边走边打量着她的背影和乌黑的头发。她戴一个大大的茶色发卡，侧脸时，可以看见白皙而小巧的耳朵。直子不时地回头搭话。我有时应对自如，有时就不知如何回答，也有时听不清她说了什么。但对直子，我听见也好没听见也好似乎都无所谓。她说完自己想说的，便继续向前走。也罢也罢，反正天气不错，散散步也好。我决定由她去了。

可是，就散步来说，直子那步伐又有点过于郑重其事。到了饭田桥，她向右一拐，来到御堀端，之后穿过神保町十字路口，，登上御茶水坡路，随即进入本乡。又沿着都营电车线路往驹也走去。路程真长的可以。到得驹也，太阳已经落了，一个柔和温馨的春日黄昏。

“这是哪儿？”直子突然察觉似的问道。

“驹也。”我说，“不知道？我们兜了个大圈子。”

“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来的嘛，我只是跟着。”

我们走进车站附近的荞面馆，简单吃点东西，我口渴，一个人要来啤酒。等待东西端来的时间里，我们都一句话没说。我走得累了，有点打不起精神，她两手放在桌面上沉思什么。电视的新闻节目里，报道说今天这个周日任何一处游乐场所都人头攒动。我们可是从四谷步行到驹也，我想。

“身体真不错啊。”我吃完荞面说。

“没想到？”

“嗯。”

“别看我这样，初中时还是长跑选手，跑过十几公里呢。而且，由于父亲喜爱登山，我从小每到星期天就往山上爬。记得不，我家后面就是山吧？所以，腿脚就自然而然变得结实了。”

“真看不出来。”我说。

“倒也是。别人也都说我长得太娇嫩了。不过，人可是不能貌相哟！”说罢，补充似的微微一笑。

“这么说你别见怪，我可是累得够呛。”

“对不起，让你陪了一整天。”

“不过，能和你说话，挺高兴的。以前好像两人一次都没单独说过话。”说罢，我便回想说过什么没有，但根本想不出来。

她下意识地反复摆弄着桌面上的烟灰缸。

“嗳，要是可以的话——我是说要是不影响你的话——我们再见面好么？当然，我知道按理我不该说这样的话。”

“按理？”我吃了一惊，“按理是怎么回事？”

她脸红了。大概我太吃惊的缘故。

“很难说明白。”直子辩解似的说。她把运动衫两个袖口拉到臂肘上边，旋即又褪回原来位置。电灯光把她细细的汗毛染成美丽的金黄色。“我没想说按理，本来想用别的说法来着。”

直子把臂肘拄在桌面，久久看着墙上的挂历，似乎想要从中找出合适的字眼，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她叹口气，闭上眼睛，摸了下发卡。

“没关系。”我说，“你要说的好象能明白。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合适。”

“表达不好。”直子说，“这些日子总是这样。一想表达什么，想出的只是对不上号的字眼。有时对不上号，还有时完全相反。可要改嘴的时候，头脑又混乱得找不出词来，甚至自己最初想说什么都糊涂了。好像身体被分成两个，相互做追逐游戏似的。而且中间有根很粗很粗的大柱子，围着它左一圈右一圈追个没完。而恰如其分的字眼总是由另一个我所拥有，这个我绝对追赶不上。”直子仰脸盯着我的眼睛，“这个你明白？”

“或多或少，谁都会有那种感觉。”我说，“谁都想表现自己，而又不能表现得确切，以至焦躁不安。”

我这么一说，直子显得有些失望。

“可我和这个也不同的。”直子说，但再没解释什么。

“见面是一点也不碍事，”我说，“反正星期天我都显得百无聊赖，再说走走对身体也好。”

我们乘上手山线，直子在新宿转乘中央线。她在国分寺租了间小公寓。

“哦，我说话方式同以前不一样了？”临分手时直子问我。

“好像稍微有点不同。”我说，“不过哪点不同，我又说不清楚。老实说，记得那时候见面倒是不少，却没怎么说过话。”

“是啊。”她也承认，“这个星期六可以打电话给你？”

“可以，当然可以。我等着。”我说。

第一次同直子见面，是高中二年级的春天。她也是二年级，就读于教会背景的正统女校。正通倒是正统，但如果对学习太热心了，便会被人指脊梁骨说成“不本分”。我有一个叫木月的要好朋友（与其说要好，不如说是我绝无仅有的唯一朋友），直子是他的恋人。木月和她几乎是从一降生就开始的青梅竹马之交，两家相距不到两百米。

正像其他青梅竹马之交一样，他们的关系非常开放，单独相处的愿望似乎也不那么强烈。两人时常相互去对方家里，同对方家人一起吃晚饭、打麻将。还有好几次拉我赴四人约会。直子领过一个同班女生，四人一同去动物园，去游泳池，去看电影。但坦率地说，直子领来的女生尽管可爱，但对我太高雅了。作为我，合得来的还是公立高中那些虽然多少有些粗俗之感却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的女孩子。直子领来的女孩子那招人喜爱的头脑中到底在想什么，我实在莫名其妙。估计她们对我也同样莫名其妙。

由于这个原因，木月便放弃了四人约会，而只我们三人——木月、直子加我，或外出游玩或谈天说地。想起来是有些不正常，但就效果而言，这样倒最是其乐融融，相安无事。而四人相聚，气氛总有些不太融洽。三人在一起，便俨然成了电视中的专题采访节目：我是客串演员，木月是精明强干的主持人，直子则是助手。木月总是节目的中心，而他又干的的确得心应手。木月有一种喜欢冷笑的倾向，往往被人视为傲慢，但本质上却是热情公道的人。三人相聚时，对我对直子他都一视同仁，一样地搭话，一样地开玩笑，，注意不让任何人受到冷落。倘若有一方长久默然不语，他就主动找话，巧妙地把对方拉入谈话圈内。每见他这样，就觉得他煞费苦心，而实际上恐也不致如此。他有那么一种能力，可以准确无误地捕捉住气氛的变化，，从而浑洒自如地因势利导。另外他还有一种颇为可贵的才能，可以从对方并不甚有趣的谈话中抓出有趣的部分来。因此，每次与他交谈，我就觉得自己俨然是个妙趣横生的人，在欢度妙趣横生的人生。

然而他决非社交式人物。在学校里，除我以外它同谁也合不来。我总不明白，此等头脑机敏、谈吐潇洒之人为何不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施展才华，而对只有三个人的小天地感到满足。至于我纯属凡夫俗子，并无引人注意之处，只喜欢独自看书独自听音乐。更不具有值得木月刮目相视并主动攀谈的某种出人头地的才能。可是我们却一拍即合地要好起来。他父亲是牙科医生，以技术高明和收入丰厚知名。

“这个星期天来个四人约会如何？我那个她在女校，会领些可爱的女孩儿来的。”相处后不久木月便这样提议。

“好哇。”我说。就这样我遇到了直子。

我和木月、直子三人不知如此欢聚了多少次但当木月暂时离开只剩下两个人时，我和直子还是谈不上三言两语。双方都不晓得从何谈起。实际上我同直子之间也没任何共同语言。所以，我们只好一声不吭地喝水，或者摆弄桌面上的东西，等待木月的转来。他一折回，谈话便随之开始。直子不怎么喜欢开口，我么，更乐意听别人说。这样，和直子单独留下来，便每每觉得坐立不安。并非不对胃口，只是无话可说。

木月的葬礼过后大约两周，我和直子见了次面。因有点小事，我们在一家饮食店碰头。事完之后，便没什么可谈的了。我搜刮了几个话题向她搭话，但总是半途而废。而且她话里似乎带点棱角。看上去直子好像对我有所不满，原因我揣摸不出。从那次同直子分手，到这次在中央线电车中不期而遇，期间一年没有见面。

直子对我心怀不满，想必是因为同木月见最后一次面说最后一次话的，是我而不是她。我知道这样说有些不好，但她的心情似乎可理解。可能的话，我真想由我去承受那次遭遇。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再怎么想也于事无补。

那是5月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吃完午饭，木月问我能不能不上课，和他一起去打桌球。我对下午的课也不是很有兴致，便出了校门，晃晃悠悠地走下坡路，往港口那边逛去。走进桌球室，玩了四局。第一局我轻而易举地赢了，他于是顿时认真起来，一举赢了其余三局。我按事先讲好的付了费用。玩球时间里，他一句玩笑也没说——这是十分少有的。玩完后，我们吸了支烟，休息一会。

“今天怎么格外的认真？”我问。

“今天我可是不想输。”木月满意地笑着说。

那天夜里，他在自家车库中死了。他把橡胶软管接在n360车排气管上，用塑料布封好窗缝，然后发动引擎。不知他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才死去。当他父母探罢亲戚的病，回来打开车库门放车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车上的收音机仍然开着，脚踏板夹着加油站的收据。

既无遗书，也没有推想得出的动机。警察以我是同他最后见面说话的人为由，把我叫去了解了情况。我对负责问询的警察说：根本没有那种前兆，与平时完全一样。警察对我对木月似乎都没什么好印象。仿佛认为：上高中还逃学去打桌球的人，即使自杀也没什么不可思议。报纸发了一小条报道，时间就算了结了。那台n360车被处理掉。教室里他用过的课桌上，一段时间里放了束百花。

木月死后到高中毕业前的十个月时间里，我无法确定自己在周围世界中的位置。我结交了一个女孩子，同他睡过觉，但持续不过半年。她也从未找我算帐。我选择了东京一所似乎不怎么用功也可考取的私立大学。考罢入了学。考中也没使我如何欣喜。那女孩儿劝我别去东京，但我死活都要离开神户，想在无一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你和我睡过了，所以就不拿我当回事，是不是？”她哭了。

“那不是的。”我说。我只不过想离开这个城市。但她想不通。随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在去东京的新干线电车中，我回想起她的长处和优点，后悔自己干了一件十分亏心的事。可是已经追悔莫及了。我决定把她忘掉。

到得东京，住进寄宿宿舍开始新生活时，我要做的仅有一件事，那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的过于深刻，对任何事物都保持一定距离。什么敷有绿绒垫的桌球台呀，，红色的n360车呀，课桌上的白花呀，我决定一股脑儿把它们丢到脑后。还有火葬场高大烟囱中腾起的烟，警察署问询室中呆头呆脑的镇纸，也统统一扫而光。起始几天，进行的似乎还算顺利。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忘却，仍有恍如一团薄雾状的东西残留不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雾团状东西开始以清楚而简练的轮廓呈现出来。那轮廓我可以诉诸语言，就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诉诸语言之后确很平凡，但当时的我并不是将其作为语言，而是作为一团薄雾样的东西来用整个身心感受的。无论镇纸中，还是桌球台上排列的红白四个球体里，都存在着死。并且我们每个人都在活着的同时像吸入细小灰尘似的将其吸入肺中。

在此以前，我是将死作为完全游离于生之外的独立存在来把握的。就是说：“死迟早会将我们俘获在手。但反言之，在死俘获我们之前，我们并未被死俘获。”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是天经地义、无懈可击的。生在此侧，死在彼侧。我在此侧，不在彼侧。

然而，以木月死去那个晚间为界，我再也不能如此单纯地把握死（或生）了。死不是生的对立面。死本来就已经包含在“我”这一存在之中。我们无论怎样力图忘掉它都归于徒劳这点便是实证。因为在17岁那年5月一个夜晚俘获了木月的死，同时也俘获了我。

我在切身感受那一团薄雾样的东西的朝朝暮暮里送走了18岁的春天，同时努力使自己避免陷入深刻。我隐约感觉到，深刻未必是接近真实的同义语。但无论我怎样认为，死都是深刻的事实。在这令人窒息般的悖反性当中，我重复着这种用永不休止的圆周式思考。如今想来，那真是奇特的日日夜夜。在活得好端端的青春时代，居然凡事都以死为轴心旋转不休。

挪威的森林

第三章

第二个周六，直子打来电话。我们在周日幽会了。我想大概还是称为幽会好，此外我想不出确切字眼。

我们一如上次那样在街上走，随便进一门店里喝咖啡，然后再走，傍晚吃罢饭，道声再见分手。她依旧只有片言只语。看上去本人也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我便也没有特别搜肠刮肚。兴致上来时，说一下各自的生活和大学的情况，但都说得支离破碎，没什么连贯性。我们绝口不提过去，只是一个劲儿地在街上走。所幸东京城市大，怎么走也不至于走遍。

我们差不多每周见面，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走。她在前边，我离开一点跟在后头。直子有各种各样的发卡，总是露出右侧的耳朵。由于我看的尽是她背部，这点现在仍记得一清二楚。直子害羞时往往摸一下发卡，然后掏手帕抹抹嘴角。用手帕抹嘴是她想要说什么事的习惯动作。如此看得多了，我开始逐渐对直子产生一丝好感。

她在武藏野郊外的一个女子大学就读。那是一间以英语教育闻名的小而整洁的学校。她公寓附近有一条人工渠流过，我俩时常在那一带散步。直子有时把我带进自己房间做饭给我吃。即使两人单独在房间，看上去她也并不怎么介意。她的房间干净利落，一概没有多余之物。若是窗台一角不晾有长筒袜，根本看不出是女孩居室。她生活得极为简朴，似乎也没有什么朋友。就高中时代的她来说，这种生活情景是不可想象的。我所知的她总是身穿艳丽的衣服，前呼后拥地一大帮朋友。目睹她如此光景的房间，我隐约觉得她恐怕也和我同样，希望通过上大学离开原来的城市，在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我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我的高中同学没一个人报考这里。"直子笑道，"所以我才进到这里，我俩进的可都是有点凄凉的大学啊，知道吗？"

不过，我同直子的关系也并非毫无进展。直子一点一点地依顺了我，我也依顺了直子。暑假结束，新学期一开始，直子便十分自然地、水到渠成地走在我身旁。我想这大概是她将我作为一个朋友予以承认的表示，再说和她这样美丽的姑娘并肩而行，也并非令人不快之事。我们两人漫无目标地在东京街头走来转去。上坡，过河，穿铁道口，只管走个没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反正走路即可。仿佛举行一种拯救灵魂的宗教仪式般地，我们专心致志地大走特走。下雨就撑伞走。

秋日降临，寄宿院的中庭铺满了榉树落叶。穿上毛衣，顿时感到新季节的气息。我穿坏了一双皮鞋，新买了双柔姿鞋。

至于那段时间里我们说了怎样的话，我已经记不完整。大概也没说什么正正经经的话。我仍旧避免谈及过去的一切。木月这一姓氏几乎没从我们口中道出过。我们仍像以往那样寡言少语，那时早已习惯两人在饮食店默默对坐了。

直子愿意听敢死队的故事，我经常讲给她讲。一次，敢死队和同班的一个女孩子（当然同是地理学专业的女生）幽会。晚间回来时，一副大为沮丧的样子。那是6月间的事，当时他问我："我、我说，渡边君，和、和女孩子，该怎么说话，一般？"我记不得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了。反正他是彻底找错了咨询对象。7月间，不知谁趁他不在时把阿姆斯特丹运河摄影揭掉，换上了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理由也再简单不过：说是想知道他能否一边看着金门大桥一边(被禁止)。我便随口迎合说他干得极为开心，于是又不知谁换成了冰山照。照片每更迭一次，敢死队便显出狼狈得不知所措的神情。

"到底是谁，干、干这种勾当？"他说。

"噢，这个--不过不挺好么？照片都满不错啊。别管他谁干的，还不是求之不得！"

"话是那样说，可就是觉得心里怪别扭的。"

我一讲起敢死队，直子就发笑。由于她很少笑，我便经常讲起。不过说心里话，我真不大忍心把他作为笑料。他出生在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里不无迂腐的第三个男孩儿。况且，他只是想绘地图--那是他可怜巴巴的人生中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追求。谁有资格来加以嘲笑呢！

尽管如此，敢死队逸闻还是成了宿舍里必不可少的话题。事到如今，并非我想停战就能偃旗息鼓的了。再说，能见到直子的笑脸，对我来说也是件开心的事。结果，我仍旧向大家继续提供敢死队近况。

直子问我有没有一度喜欢过的女孩儿。我把分手的那个女孩儿的事告诉她。我说，那女孩人不错，又喜欢同她睡觉，现在也不时有些怀念，但不知何故，就是不曾为之倾心。或许我的心包有一层硬壳，能破壳而人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才不能对人一往情深。

"这以前从没爱过谁？"直子问。

"没有。"我回答。

她便没再问下去。

当秋天过去，冷风吹过街头的时节，她开始不时地依在我的胳膊上。透过粗花呢厚厚的质地，我可以微微感觉出直子的呼吸。她时而挽起我的胳膊，时而把手插进我的大衣口袋里。特别冷的时候，就紧贴着我身旁籁籁发抖，但仅此而已。她的这些动作并无更深的含义。我双手插进大衣兜，一如往常地走动不止。我和直子穿的都是胶底鞋，几乎听不见两人的脚步声，只有踩上路面硕大的法国梧桐落叶的时候，才发出"嚓擦"的干燥声响。而一听到这种声响，我便可怜起直子来。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而我只能是我，于是我觉得有些愧疚。

随着冬日的延伸，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加透明了。那是一种清澈无比的透明。直子时常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那并无什么缘由，而又似乎有所寻觅。每当这时，我便产生无可名状的寂寞、凄苦的心绪。

我开始思索，或许她想向我倾诉什么，却又无法准确地诉诸语言。不，是她无法在诉诸语言之前在心里把握它，惟其如此才无法诉诸语言。她不时地摸一下发卡，或用手帕擦一下嘴角，或不知所以然地凝视我的眼睛。如果可能的话，有时我真想将她紧紧地一把搂在怀里，但又总是怅惘作罢。我生怕万一因此而伤害直子。这样，我们继续在东京街头行走不止，直子在空漠中继续"苦吟"不休。

宿舍楼的同伴，每当直子打来电话，或我在周日早上出门时，少不了奚落我一番。说理所当然也属理所当然，大家都确信我有个恋人。这既无法解释，又无须解释，我便听之任之。晚间回来时，总会有人出言不雅，什么用什么体位搞的啦，她的那里什么样啦，内裤是什么颜色啦等不一而足。我便信口敷衍两句。

这么着，我从18岁进人了19岁。太阳出来落去，国旗升起降下。每当周日来临，便去同死去的朋友的恋人幽会。若问自己现在所做何事，将来意欲何为，我都如坠雾中。大学课堂上，读克洛岱尔，读拉辛，读爱森斯坦，但这些书几乎对我没有任何触动。班里边，我没结交一个朋友，宿舍里的交往也是不咸不淡的。宿舍那伙人见我总是一个人看书，便认定我想当作家。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什么都不想当。

我几次想把这种心情告诉直子，我隐约觉得她倒可能某种程度地正确理解我的所思所想，但是找不到用来表达的词句。莫名其妙，我想，莫非她的"苦吟"病传染了我不成。

一到周末晚间，我就坐在有电话的大厅椅子上，等待直子打来电话。大家差不多都已外出游玩，因此大厅里比平日要多少寂静一些。我一边注视沉默的空间里闪闪浮动的光粒子，一边力图确定心的坐标。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别人又到底向我追求什么呢？结果找不到像样的答案。我时而向空间漂浮的光粒子伸出手去，但指尖什么也触及不到。

我是经常看书，但并不是博览群书那种类型的读书家，而喜欢反复看同一本自己中意的书。当时我喜欢的作家有：杜鲁门·卡波特、阿珀达依库、菲茨杰拉德、莱蒙特·钱勒德。无论班里还是宿舍院内，我没发现一个人喜欢这类小说。他们读的大多是高桥和已、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或者法国当代作家。这样，说话当然说不到一起，我只能一个人默默阅读。而且读了好几遍，时而合上眼睛，深深地把书的香气吸人肺腑。我只消嗅一下书香，抚摸一下书页，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

对18岁那年的我来说，最欣赏的书是阿珀达依库的《半人马星座》。但在反复阅读的时间里，它逐渐失去最初的光彩，而把至高无上的地位让给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且《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始终是绝好的作品。兴之所至，我便习惯性地从书架中抽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我真想把其中的妙处告诉别人。但环视四周，竟无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甚至连想读的人都没有！在1968年，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虽然算不得反动之举，也终非值得提倡的行为。

那时候，我身边仅仅有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同他亲热起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姓永泽，是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比我高两年级。我们同住一栋宿舍楼，充其量不过是点头之交。一天，当我坐在食堂朝阳的地方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挨我身边坐下，问我读什么。我说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趣吗？"他问。我答已经通读三遍了，越是读的次数多，越觉得有趣的部分层出不穷。

"若是通读三遍《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倒像是可以成为我的朋友。"他自言自语似的说。我们果真成了朋友。这是10月间的事。

永泽这个人，对他了解得越多，越发觉此君古怪。我在人生旅程中，曾经同相当多的古怪人相遇、相识和相交，但遇到古怪如他的人，却还是头一遭。论读书，我辈较之他真可谓望尘莫及。他宣称：对死后不足三十年的作家，原则上是不屑一顾的。那种书不足为信。

"不是说我不相信现代文学。我只是不愿意在阅读未经过时间洗礼的书籍方面浪费时间。人生短暂。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家呢？"我问。

"巴尔扎克、但丁、康拉德、狄更斯。"他当即回答。

"都不能说是有现代感的作家。"

"所以我才读。如果读的东西和别人雷同，思考方式也只能和别人雷同。乡巴佬、小市民才那样。有识之士不会如法炮制，取羞于人。明白吗，渡边君？这宿舍院里，多少算是有识之士的，惟独我和你。其余全是一堆废纸屑！"

"何以见得？"我惊愕地问。

"我看得出来，就像看谁额头有块痣一样，一清二楚，一望便知。再说，我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在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在头脑里算了一下："可是菲茨杰拉德死后只有二十八年呐！"

"那有什么，才差两年。"他说，"像菲茨杰拉德那样的杰出作家可以网开一面嘛！"

不过，他这位秘而不宣的古典小说嗜好者，在宿舍院内的确未被任何人知晓，即使被人知晓，怕也不致引人注目。因为，他首先以头脑聪明知名。不费吹灰之力地考进东大，学习成绩无可挑剔，眼下正准备进外务省，当外交家。父亲在名古屋经营一间大医院，哥哥同为东大毕业，继承父业，一家堪称十全十美。零用钱绰绰有余，人又长得仪表堂堂。因此谁都将他高看一眼，就连宿舍院管理主任在他面前也不敢粗声大气。假如他有求于人，那人便不折不扣地有出必应。不能不应。

永泽这人身上，似乎具有天生的那种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指使人的气质。他有能力站在众人之上迅速审时度势，向众人巧妙地发出恰到好处的指令，使人乖乖地言听计从。而显示他具有这种能力的非凡气质，就像天使的光环，清晰地悬浮于他的头顶。任何人觑上一眼，都会即刻察觉"此人实非等闲之辈"，从而生出敬畏感。所以当永泽把我这个平庸无奇的人选为他的私人朋友后，大家都大为惊异，甚至素不相识的人都对我流露出一丝敬意。其实，人们似乎尚未悟出，个中缘由再简单不过：永泽之所以喜欢我，不过是因为我对他从未有过任何敬佩的表示。对他性格中特立独行的部分，深不可测的部分，我是怀有兴趣的。至于他成绩突出、气质非凡、风度潇洒之类，我却是一丝一毫不以为意。在他看来，也许颇觉希罕。

永泽是一个集几种相反特点于一身的人，而这些特点又以十分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他热情得无以复加，连我都险些为之感激涕零，有时又极尽搞鬼整人之能事。他既具有令人赞叹的高贵精神，又是个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他可以春风得意地率领众人长驱直进，而那颗心同时又在阴暗的泥沼里孤独地挣扎。一开始我就清楚地觉察出了他这种内在的矛盾。而其他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委实令人费解。他也背负着他的十字架匍匐在人生征途中。

但总的说来，我对他怀有好感。他最大的美德是诚实。他决不说谎，从不文过饰非，也不隐瞒于己不利的情况。而且对我始终亲切如一，慨然给予诸多关照。如果没他如此相待，我想我的寄宿生活将远为不快得多、别扭得多。尽管如此，我却一次都没交心于他。就这点而言，我和他的关系，其性质完全有别于我同木月之间。自从我目睹永泽酩酊大醉后想方设法捉弄女孩子以来，我就决意万万不可向他交心。

宿舍院里，流行好几种关于永泽的说法。第一种是说他生吞过三只蛞蝓。其次是说他的禁止非常强大，睡过的女人已达百数之多。

生吞蛞蝓确有其事。我一问，他就痛快承认了，"顶大的，吞了三只哩！"

"这又何苦？"

"啊，说起来话长。"他说，"我住进这宿舍那年，新生和老生之间有点磨擦。大概是9月，我作为新生代表去老生那里谈判。对方是右翼，有把什么木刀，看样子怎么也谈不拢。我就跟他说：我明白了。如果问题能在我本人身上解决，我于什么都在所不惜，把话说清就行。于是那家伙叫我生吞蛞蝓，我说好，那就吞。就是这样吞的。那帮家伙找了三只大大的来。"

"什么感觉？"

"要说什么感觉嘛，生吞蛞蝓时的那种感觉，只有亲口吞过的人才体会得到。蛞蝓滑溜溜地通过喉咙，'嘶--'地一下子落进肚里，真叫人受不了。凉冰冰的，口里还有余味儿，一想都打寒战。恨不得一吐为快，但又只能咬紧牙根儿忍住。要是吐出来，还不得又要重吞！这么着，我终于把三只一口气吞进肚里。"

"吞完后呢？"

"那还用说，回到房间咕嘟咕嘟大喝盐水。"永泽说，"此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那倒也是。"我附和道。

"不过，从那以来，谁对我都无可挑剔了。包括老生在内！一口气生吞三只蛞蝓的人，除我找不出第二个！"

确认其禁止大小很简单，一起进浴室即可，那确实非比一般。睡过一百个女人是夸张。他思忖一下说：怕是七十五个左右吧。他说记不大清，但七十还是有的。我说我只睡过一个。他说那还不容易。

"下次跟我去，管保你手到擒来。"

当时我还不以为然。但实践起来，的确很容易。由于太容易了，反倒叫人有些泄气。跟他到涩谷或新宿，走进酒吧式小吃店（这种地方一般总有很多人），物色两个结伴而来的合适女孩（成双成对的女孩真可谓铺天盖地），和她们喝酒，然后到旅馆一同上床。总之永泽能说会道。其实他也没说什么绘声绘色的话，但他一开口，女孩大多都听得人神，一副痴迷的样子，不觉之间便喝得昏头昏脑，结果和他睡到了一起。况且，他又长得英俊潇洒，开朗热情，随机生发，因此，女孩只消和他坐在一起，便觉心荡神迷。另外还有一点，这点我本身也感到极其不可思议：就是通过同他在一起，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成了富有魅力的男子。每当我在永泽促使下讲点什么的时候，女孩们便像对永泽那样对我的话或频频点头或吟吟微笑。这都是永泽的魔力所使然。这家伙实在身手不凡，每每叫我钦佩不已。与他相比，木月的座谈之才，简直成了哄小孩的玩艺儿，根本不足以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尽管我对永泽的才能五体投地，我还是由衷地怀念木月，愈发感到木月待人是何等以诚相见。他把自己那并不多的才能都献给了我和直子。相比之下，永泽却把他超群出众的才华儿戏般地随意张扬。说起来，他同女孩睡觉也并不出于真心。对于他，那也不过是一种儿戏而已。

我自己其实并不大喜欢同萍水相逢的女孩同床共衾。作为疏导*的一种方式固然惬意，而且同女孩拥抱着相互触摸身体也颇开心。我所不快的是早上分别的时候。醒来一看，一个陌生女孩在身旁酣然大睡，房间里荡漾着酒气。床灯、窗帘等等，无一不是造爱旅馆特有的那类大红大绿俗不可耐的东西。隔夜未消的酒意仍弄得头脑昏昏沉沉。片刻，女孩也睁开眼睛，悉悉索索地到处摸内衣内裤，还一边穿长简袜一边说："喂，昨晚真把那个东西放进去了？我可正是危险期哩！"然后又一边对着镜子涂口红沾眼睫毛，一边嘴里自言自语地絮絮不止，什么头痛啦、化妆化不好啦等等--这些都让我心生不快。所以，说老实话，我真不想睡到第二天早上。但宿舍都是12点关门，总不能花言巧语地劝女孩子半夜起身回去（这在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在外边过夜。这样一来，势必在那里呆到早上，满带着自我厌恶和幻灭之感返回宿舍。阳光刺得眼睛作痛，口里又干又苦，脑袋就像别人的似的。

如此同女孩睡过三四次以后，我问永泽：这种事连续干过七十次，是否会觉得空虚。

"如果你觉得空虚，说明你是正人君子，可喜可贺。"他说，"和素不相识的女孩睡觉，睡得再多也是徒劳无益，只落得疲劳不堪、自我生厌，我也同样。"

"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卖力气？"

"很难解释。对了，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本书写过赌博吧？同一个道理。就是说，在周围充满可能性的时候，对其视而不见是非常困难的事。你明白吗？"

"有那么点。"

"傍晚，女孩子们走上街头，在那一带东游西逛，饮酒作乐。她们是在寻求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我们又可以提供。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买卖，就像拧开水龙头喝水一样。我们转眼间就可以发泄，而对方又求之不得。这就是所谓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在眼前来回晃动，难道你能视而不见？自己具有这种能力，又有发挥这种能力的场所，你能默默通过不成？"

"我从没遇过那种处境，不大明白，揣摸不出是怎么一番滋味。"我笑着说。

"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永泽说。

家境富裕的永泽所以住寄宿宿舍，原因就在于他拈花惹草。他父亲担心他一个人在东京难免和女人厮混，便强制他在寄宿宿舍里度过四年时间。当然，对永泽来说怎么都不在话下，他几乎不把什么宿舍规则放在眼里，过得随心所欲。心血来潮，他便请假夜不自宿，或去勾引女孩子，或去恋人的公寓过夜。请假在外留宿，获准相当不易，而对他却如探囊取物。只消由他开口，我也得以沾光。

从一入学开始，永泽就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朋友。名叫初美，和他同岁，我也见过几次，是个难得的女性。她长得并不十分出众，或者不如说外表普普通通。最初我甚至想永泽怎么找这样的姑娘。然而多少交谈几句以后，谁都不能不对她怀有好感，她就是这种类型的女性。娴静、理智、幽默、善良，穿着也总是那么华贵而高雅。我非常喜欢她。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恋人，压根儿就不会去找那些无聊的女人睡觉。她对我也颇关心，一再说要给我介绍她们俱乐部里一个低年级女孩，四人一同约会。但我不愿意重复过去的失败，便适当敷衍几句把话引开。初美就读的大学，里边全都是百万富翁的千金小姐，同那等女孩，不可能情投意合。

永泽时常同别的女孩厮混的事，她基本晓得，但一次也没有口出怨言。她真心真意爱着永泽，却丝毫不加于涉。

"配我太可惜了！"永泽说。我也有同感。

冬天，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铺找了一份零工，报酬并不很多，但工作轻松，一周值三个晚班即可，时间上正合适。而且还可低价买唱片。圣诞节的时候，我为直子买了一盘她最喜欢的亨利·马歇尼的收有《宝贝儿》的唱片。我自己包装好，并用红绸带打了礼品结。直子送我一副她亲手织的毛线手套，大拇指部分有点不够长，但还是很暖和的。

"对不起，我笨得很。"直子脸红了，羞赧地说。

"不要紧。瞧，这不蛮好么？"我戴上手套给她看。

"不过这回，总可以不用再把手插到大衣袋里去了吧。"直子说。

这年冬天直子没回神户。我因为那份零工要做到年底，归终也呆在东京没动。即使回神户，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又没有要见的人。新年的时候，宿舍食堂关了门，我便在直子公寓里搭伙。两人烤饼，简单地做了煮年糕。

1969年一二月间，可说是多事之秋。

l月底，敢死队发烧近四十度，卧床不起。我同直子的约会也因此告吹。我好不容易弄到两张音乐会的招待票，约直子一同去看。管弦乐队将演奏直子最喜欢的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她正满怀期待。不料敢死队在床上不停地翻滚，一副垂死挣扎的狼狈相。我总不能把他扔下不管。而且也找不到能代为照料他的热心人。我买来冰块，用好几个塑料袋套在一起做成冰袋，拿冷毛巾给他擦汗，每隔1小时量次体温，连衬衣也为他换了。高烧整整一天未退。但第二天清早他居然"咕噜"一声翻身下床，若无其事地做起广播体操来了，一量体温，三十六度二，实非常人可比。

"奇怪啊，这以前我从来没发过什么烧！"听敢死队这语气，俨然罪过在我。

"可到底发烧了嘛！"我气恼地说。并把两张因他发烧而作废的票掏给他看。

"晤，好在是招待票。"敢死队说。我恨不得一把抓起他的收音机抛出窗口。头又痛了起来，我重新上床，掀被便睡。

2月间下了几场雪。

近2月末，因(又鸟)毛蒜皮的小事和同住一个楼层的高年级生吵了一架，打了他一顿，把他的头往水泥墙上撞。幸亏没受大伤，永泽又妥善处理了事态，我才只是被管理主任叫去训了几句。但从此以后，便总觉得宿舍生活有些快快不快起来。

如此一来二去，学年结束，春天来临。我丢了几个学分，成绩很平常，大半是c或d，b少得可怜。直子却一个学分不少地升人二年级。季节转了一轮。

到4月中旬，直子满20岁。我11月出生，她大约长我七个月。对直子的20岁，我竟有些不可思议。我也好直子也好，总以为应该还是在18岁与19岁之间徘徊才是。18之后是19，19之前是18--如此固然明白。但她终究20岁了，到秋天我也将20岁。惟有死者永远17。

直子的生日是个雨天。上完课，我在附近买盒蛋糕，乘上电车，去她的公寓。我向她提议，毕竟20岁了，总该稍稍庆祝一下。我思忖，如果我是直子也会有这种愿望的。一个人形影相吊地送走20岁的生日肯定不是滋味。电车里人很挤，又摇晃得厉害。结果赶到直子房间时，蛋糕已经土崩瓦解，活活成了古罗马的圆形剧场。但我们还是竖起准备好的20根小小的蜡烛，划火柴点燃，拉合窗帘，熄掉电灯，总算有了生日气氛。直子打开葡萄酒。两人喝着葡萄酒，吃了点蛋糕，饭吃得很简单。

"我也20岁了，有点像开玩笑似的。"直子说，"我，一点儿也没做20岁的准备，挺纳闷儿的，就像谁从背后硬推给我的一样。"

"我还有七个月，可以慢慢准备好的。"我笑了笑。

"真好，你才19。"直子羡慕似的说。

吃饭时间里，我讲起敢死队买毛衣的事。以前他只有一件毛衣（蓝色的高中制服式毛衣），买了以后才两件。新买的是织进小鹿图案的红黑相间的毛衣。毛衣本身确很漂亮，但穿在他身上，大家都忍俊不禁。至于为什么，本人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渡边君，什、什么地方好笑？"在食堂里，他挨我坐下问道，"我脸上有什么不成？"

"什么也没有，没什么好笑的。"我一本正经地说，"这毛衣不错嘛，喏。"

"谢谢。"敢死队乐不可支地笑道。

直子听得很开心：

"真想见见这个人，一次也好。"

"不行不行，你会笑出声的。"我说。

"真以为我会笑？"

"打赌好了！我每天和他在一起都有时忍不住要笑。"

吃完饭，两人收拾好碗筷，坐在席上边听音乐边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工夫里，她喝了两杯。

直子这天出奇地健谈。小时候的事，学校的事，家里的事。而且都讲得很长，详细得像一幅工笔画。我真佩服她有这么出色的记忆力。但听着听着，我开始察觉她说话的方式含有某种东酉。有什么不正常，有什么在发生着不自然的变形！尽管就每一句话来说都无懈可击，但连接方式却异乎寻常。a话不知不觉地变成其中包含的b话，不一会又变成b中包含的c话，绵绵不断，无止无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附和几句，后来便作罢。我放上唱片，第一张听完便把唱针移到第二张。全部听完之后，又从头听起。唱片只有六张。第一张是《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最后是威尔·埃文斯的《献给戴维的华尔兹》。窗外雨下个不停，时间缓缓流逝，直子一个人絮絮不止。

直子说话的不自然之处，在于她有意避免接触几个地方。当然木月是其中一个，但我感到她回避的似乎不止于此。有好几点她都不愿意涉及，只是就无关要紧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由于直子是第一次说得如此专注入迷，我便听任她只管往下说。

但时针指到11点时，我到底有点沉不住气了。直子已经滔滔不绝地说了四个多小时。一来担心回去最后一班电车，二来还有宿舍关门时间。于是我找个机会打断直子的话。

"该回去了，电车也快到时间了。"我边看表边说。

但我的话似乎没传进直子的耳朵，或者即使传进其含义也未被理解。她只是一瞬间闭了闭嘴，旋即又继续说下去。无奈，我重新坐好，把第二瓶剩下的葡萄酒一喝而光。事到如此，看来最好由她讲个痛快。我拿定主意，末班电车也关门时间也好，一切都能听之任之了。

然而直子的话没再持续很久。蓦地觉察到时，话已戛然而止。中断的话茬儿，像被拧掉的什么物件似的浮在空中。准确说来，她的话并非结束，而是突然消失到什么地方了。本来她还想努力接说下去，但话已经无影无踪了。是被破坏掉了，说不定破坏者就是我。我刚才的话终于传进她的耳朵，好半天才被她理解，从而破坏掉了促使她继续说话的类似动力的东西。直子微微张开嘴唇，茫然若失地看着我的眼睛，仿佛一架被突然拔掉电源的机器。双眼雾蒙蒙的，宛如蒙上了一层不透明的薄膜。

"不是想打断你，"我说，"只是时间晚了，再说……"

她眼里涌出泪珠，顺着脸颊滴在唱片套上，发出很大的声响。泪珠一旦滴出，之后便一发不可遏止。她两手拄着垫席，身体前屈，嚎陶大哭起来。如此剧烈的哭，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我轻轻伸出手，抚摸她的肩。肩膀急剧地颤抖不止。随后，我几乎下意识地搂过她的身体。她在我怀中浑身发抖，不出声地抽泣着。泪水和呼出的热气弄湿了我的衬衣，并且很快湿透了。直子的十指在我背上摸来摸去，仿佛在搜寻什么曾经在那里存在过的珍贵之物。我左手支撑直子的身体，右手抚摸着她直而柔软的头发，如此长久地等待直子止住哭泣。然而她哭个不停。

这天夜里，我同直于睡了。我不知这样做是否正确。即使20年后的今天仍不知道。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不过那时候却只能这样做。她情绪激动，不知所措，希望得到我的抚慰。我关掉房间的电灯，缓缓地轻轻地脱去她的衣服，自己也随之脱掉，然后抱在一起。那是个温和的雨夜，我们赤身luoti(被禁止)也未感到寒意。我和直子在黑暗中默默相互抚摸身体，吻着嘴唇。她的下部温暖湿润，等待着我。

然而当我探进去时，她却说很痛。我问是不是初次，直子点了点头。这倒使我有点不解了--我一直以为木月和直子早已睡过。我一动不动，久久地紧紧抱住她，等她镇静下来……最后，直子用力抱住我发出呻吟声，在我听过的最冲动时的声音里边，这是最为凄楚的。

全部结束之后，我问她为什么没和木月睡过，其实是不该问的。直子把手从我身上松开，再次啜泣起来。我从壁橱里取出被褥，让她躺好，一边吸烟一边看着窗外的绵绵春雨。

早上，雨已停了。直子背对我睡着，说不定昨晚她彻夜未眠。睡也罢没睡也罢，她的嘴唇已失去语言，身体冻僵一般硬挺挺的。我搭了几次话她都不做声，身体纹丝不动，我许久地看着她裸露的肩头，无可奈何地爬起身来。

席子上和昨晚一个样，散乱放着唱片套、玻璃杯、葡萄酒瓶、烟灰缸等等。桌上剩有一半变形的生日蛋糕，就好像时间在这里突然终止似的。我把它们归拢在一起，喝了两杯自来水。书桌上放着辞典和法语动词表。桌前墙壁上贴着年历，那是一张既无摄影又无绘画的年历。上面只有数字，一片洁白，没写字，也没记号。

我拾起落在地板上的衣服，穿在身上。衬衣胸口仍然湿冷冷的。凑近一闻，漾出直子的气味。我在书桌的便笺上写道：等你冷静下来以后，想好好跟你谈谈，希望尽快打电话给我，祝生日快乐。然后再次看看直子的肩，走出房间，悄悄带上了门。

过了一个星期，电话也没有打来。直子住的公寓里又不给传呼电话，因此星期天一早我便来到国分夺。她不在，门上的姓名卡片已被撤掉。木板套窗关得严严实实。问管理人，说是直子已于三天前搬走了。搬去哪里他不晓得。

我返回宿舍，给她神户家里写了封长信。无论直子搬去何处，那封信总会转递她手上。

我坦率地写了自己的感受。内容是这样的：很多事我还不甚明白。尽管我在尽力而为，但最后明白恐怕还需一段时间。至于这段时间过后自己将在何处，现在的我完全心中无数。所以，我无法向你做出任何许诺，也不可能有求于你或倾诉动听的话语。因为首先我们之间还极其缺乏相互的了解。不过倘若你给我时间，我会竭尽全力，我们也许会进而相互加深了解。总之，我想再见你一次，好好谈谈。木月去世以后，我失去了可以如实诉说自己心情的对象，想必你也同样如此。我想，也许我们相互追求的心情已超越了我们所想的程度。也正因如此，我们才绕了许多弯路，或在某种意义上已误入歧途。我也想过，或许我不该那样做。但此外别无他法。当时我在你身上感觉到的亲密而温馨的心情，是一种迄今我从未曾感受过的情感。请你回信，什么内容都可以--只要回信。

没有回信。

我心里失落了什么，而又没有东西填补，只剩下一个纯粹的空洞被弃置不理。身体轻得异乎寻常，语音虚无缥缈。周复一周，我比以前更为按部就班地到校听课。课虽然枯燥无味，同班上的人也无话可谈，但此外别无他事。听课时我独自坐在教室头排座的一端，不同任何人交谈，吃饭时也是独自一人，烟也戒了。

5月底，学校进人罢课。我开始去运输社打零工。坐在卡车助手席上，停车时装货卸货。工作比预想的辛苦。开始几天，身体又酸又痛，早上甚至爬不起床。但报酬也因此多一些。紧张劳作的时间里，我得以一时忽略了心里的空洞。每周我在运输社于五个白天，在唱片店值三个晚班。没有工做的晚上，我就在房间里边喝酒边看书。敢死队滴酒不沾，对酒气极为敏感。一次我从床上爬起来喝没有对水的威士忌，他埋怨说熏得他不能学习，能不能去外边喝。

"你给我出去！"我说。

"不、不、不是有规定，'宿、宿舍不许喝酒吗？"

"给我出去！"我重复道。

他也没再说什么。我心烦起来，一个人爬上楼顶天台自斟自饮。

时至6月，我又给直子写了封长信，仍寄往她神户家里。内容与前一封大致相同。只是加了两句：等你回信是非常痛苦的，不知伤害你的心没有--哪怕告知这一点也好。投到信筒里后，我觉得心里的空洞又有所增大。

6月间，我两次同永泽到街上找女孩困觉，双方都再省事不过。一个女孩被我领到旅馆床上，要给她脱衣服时，她手蹬脚刨，硬是不准。惹得我好不耐烦，便一个人在床上看书。不一会儿，她自己倒主动贴身上来。另一个女孩在交欢之后，向我一个劲儿地刨根问底。什么过去睡过多少个女孩啦，老家哪里啦，在哪个大学啦，喜欢什么音乐啦，太宰治的小说读过没有啦，外国旅行准备去哪里啦，她的胸脯是不是比别人大得多啦等等，不一而足。我适可而止地应付几句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她说想一同吃早餐。便和她一起走进小吃店，吃了专供早餐用的烤面包和味道糟糕的(又鸟)蛋，喝了味道糟糕的牛奶。这时间里她一直向我啰啰嗦嗦地问这问那。什么父亲做何工作、高中成绩如何、何年何月出生、是否吃过青蛙……问得我昏头涨脑。一放下筷子，赶紧说得去做工了。

"咦，能再见面？"她不无凄凉地说。

"不久还会在哪里碰到的。"说完，便和她分手了。剩下我一个人后，心想罢了罢了，我这是干的什么事！不由一阵心灰意冷。我想我不应干这等勾当，然而又不能不干。我的身体十分饥渴，巴不得同女人困觉。而我同她们困觉的时候，我又总是想着直子。想着直子黑暗中白嫩嫩浮现出来的luoti(被禁止)，想着她的喘息，以及外面的雨声。而且愈想愈觉得身体饥不可忍，渴不可耐。我独自跑上天台喝威士忌，盘算自己到底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7月初，接到直子的信。是封短信。

拖这么久才回信，请原谅。但也请你理解：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写东西。这封信就写了不下十次之多。对我来说，写东西是件十分吃力的苦差事。

先从结果写起吧。我已决定暂时休学1年。虽说暂时，但重返大学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休学只是履行手续。你也许觉得事出突然，但这是我长期以来考虑的结果。有好几次我想跟你谈起，但终于未能开口。我非常害怕把它说出口来。

很多事都请你不要介意。即便发生了什么，或者没有发生什么，我想结局恐怕都是这样的。也许这种说法有伤你的感情。果真如此，我向你道歉。我想要说的，是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自己责备自己，这确确实实是应该由我一个人来全部承担的。一年多来我一再拖延，觉得给你添了很大麻烦，或许这已是最后极限。

我搬出国分寺的公寓后，回到神户家里，跑了一段时间医院。医生说京都一座山中有一家可能对我合适的疗养院，我便打算前去试试。准确说来，那并不是医院，而是自由得多的疗养设施。详情下次再写。现在还写不好。对现在的我来说，需要的是在某个与世隔绝的静寂地方休养神经。

你在我身边陪伴了一年时间，对此我以我的方式表示感谢。这点无论如何请你相信。你没有伤我的心，伤我心的是我自己，我想。

眼下我还没有见你的准备，不是不想见，是没完成见的准备。一旦准备完成，我马上写信给你。到那时候，我想我们也许会多少相互了解。如你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加深对对方的了解才是。

再见。

这封信我读了几百遍。每次读都觉得不胜悲哀。那正是同被直子盯视眼睛时所感到的同一性质的悲哀。这种莫可名状的心绪，我既不能将其排遣于外，又不能将其深藏于内。它像掠身而去的阵风一样没有轮廓，没有重量。我甚至连把它裹在身上都不可能。风景从我眼前缓缓移过，其语言却未能传人我的耳底。

每到周六晚间，我依旧坐在大楼沙发上消磨时间。不可能有电话来，也没有要做的事，我常常打开电视的棒球转播节目，似看非看地看着。我把横亘在我与电视之间空漠的空间切为两半，又进而把被自己切开的空间一分为二。如此反复无穷，直至最后切成巴掌大小。

10点一到，我便关掉电视，返回房间，倒头便睡。

月底，敢死队送我一只萤火虫。

萤火虫装在速溶咖啡的空瓶里。里边放了些许草叶和水，瓶盖钻了几个细小的气孔。因为四周天光还亮，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庸无奇的水边栖生的小虫而已。敢死队却一口咬定是萤火虫，还说他对此十分熟悉。而我又没掌握什么反驳的理由和证据。也好，就算是萤火虫吧！萤火虫一副睡眼惺论的样子，企图爬上光溜溜的瓶壁，但每次都滑落下来。

"在院子里来着。"

"这儿的院子？"我吃了一惊。

"喏，附、附近那家宾馆为了招待顾客，一到夏天就放萤火虫吧？就是从那边错飞过来的。"他一边说一边往大旅行箱里塞放衣服、本子等物。

暑假已经过去几周时间了，滞留宿舍的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我不大乐意回神户，继续打工，他因为有实习任务。现在实习已经结束，正准备回家。敢死队的家在山梨。

"这个，送给女孩子，她肯定高兴得不行。"他说。

"谢谢"

日落天黑，宿舍院里十分寂静，竟同废墟一般，国旗从旗杆降下，食堂窗口亮起灯光。由于学生人数减少，食堂的灯一般只亮一半。左半边是黑的，只有右半边亮。但还是微微荡漾着晚饭的味道，是奶油加热后的气味儿。

我拿起装有萤火虫的速溶咖啡瓶，爬上楼顶天台。天台上空无人影，不知谁忘收的白衬衣搭在晾衣绳上，活像一个什么空壳似的在晚风中摇来荡去。我顺着天台角上的铁梯爬上供水塔。圆筒形的供水塔白天吸足了热量，暖烘烘的。我在狭窄的空间里弓腰坐下，背靠栏杆。略微残缺的一轮苍白的月亮浮现在眼前，右侧可以望见新宿的夜景，左侧则是池袋的灯光。汽车头灯连成闪闪的光河，沿着大街往来川流不息。各色音响交汇成的柔弱的声波，宛如云层一般轻笼着街市的上空。

萤火虫在瓶底微微发光，它的光过于微弱，颜色过于浅淡了。我最后一次见到萤火虫是很早以前。但在我的记忆中，萤火虫该是在夏日夜幕中拖曳着鲜明璀璨得多的流光。于是我一向以为萤火虫发出的必然是那种灿烂的、燃烧般的光芒。

或许，萤火虫已经衰弱得奄奄一息。我提着瓶口轻轻晃了几晃，萤火虫把身子扑在瓶壁上，有气无力地扑棱一下。但它的光依然那么若隐若现。

我开始回想，最后一次看见萤火虫是什么时候呢？在什么地方呢？那情景我是想起来了，但场所和时间却无从记起。沉沉暗夜的水流声传来了，青砖砌就的旧式水门也出现了。那是一座要一上一下摇动手柄来启闭的水门，河并不大，水流不旺，岸边水草几乎覆盖了整个河面。四周一团漆黑，熄掉电筒，连脚下都不易看清。水门内的积水潭上方，交织着多达数百只的萤火虫。萤火宛似正在燃烧中的火星一样辉映着水面。

我合上眼帘，许久地沉浸在记忆的暗影里。风声比平时更为真切地传人耳畔。尽管风并不大，却在从我身旁吹过时留下了鲜明得不可思议的轨迹，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夏夜已有些深了。

我打开瓶盖，拈出萤火虫，放在大约向外侧探出3厘米的给水塔边缘上。萤火虫仿佛还没认清自己的处境，一摇一晃地绕着螺栓转了一周，停在疤痕一样凸起的漆皮上。接着向右爬了一会，确认再也走不通之后，又拐回左边。继之花了不少时间爬上螺栓顶，僵僵地蹲在那里，此后便木然不动，像断了气。

我凭依栏杆，细看那萤火虫。我和萤火虫双方都长久地一动未动。只有夜风从我们身边掠过。榉树在黑暗中磨擦着无数叶片，籁籁作响。

我久久、久久地等待着。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萤火虫才起身飞去。它顿有所悟似的，蓦地张开双翅，旋即穿过栏杆，淡淡的萤光在黑暗中滑行开来。它绕着水塔飞快地曳着光环，似乎要挽回失去的时光。为了等待风力的缓和，它又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向东飞去。

萤火虫消失之后，那光的轨迹仍久久地印在我脑海中。那微弱浅淡的光点，仿佛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往来彷徨。

我几次朝夜幕中伸出手去，指尖毫无所触，那小小的光点总是同指尖保持一点不可触及的距离。

挪威的森林

第四章

暑假期间，校方请求机动队出动。机动队捣毁壁垒，逮捕了里边所有的学生。当时，这种事在哪一所大学都概莫能外，并非什么独家奇闻。大学根本没有解散。投人大量资本的大学不可能因为学生闹事就毁于一旦。况且把校园用壁垒封锁起来的一伙人也并非真心想要解散大学，他们只是想改变大学机构的主导权。对我来说，主导权改变与否完全无关痛痒，因此，学潮被摧毁以后也毫无感慨。

我本来盼望校园9月份一举报废才好，不料到校一看，居然完好无缺。图书馆的书没被掠夺，教授室未遭破坏，学生会的办公楼未被烧毁。我不禁为之愕然：那帮家伙到底于什么来着！

罢课被制止后，在机动队的占领下开始复课。结果首先出席的竟是曾经雄居罢课领导高位的几张嘴脸。他们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做笔记，叫到名字时也当即应声。咄咄怪事！因为罢课决议仍未失效，任何人也没有宣告罢课结束，不过是大学引进机动队捣毁了壁垒而已，在理论上罢课仍在继续。宣布罢课决议之时他们那样的慷慨激昂，将反对派（或表示怀疑的）学生或骂得狗血淋头，或群起围攻不休。于是我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何以前来教室而不继续罢课，他们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他们害怕因缺课过多而拿不到学分。此等人物居然也高喊什么解散大学，想来令人喷饭。如此卑劣小人，惟有见风使舵投敌变节之能事。

我说木月，这世道可真是江河日下！这帮家伙一个不少地拿得大学学分，跨出校门，将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决定即使去上课，点名时也不回答。我也知道，这样做并无任何意义可言，但如果不这样做，心情就糟糕得不可收拾。然而这样一来，我在班里便愈发孤立了。当叫名我也不应时，教室里便出现了尴尬的气氛。谁也不跟我说话，我也不向任何人开口。

9月第二周，我终于得出大学教育毫无意义的结论。于是，我打定主意，把上大学作为集训：训练自己对无聊的忍耐力。因为现在纵令退学，到社会上也无所事事。每天我都去学校听课、做笔记，剩下的时间到图书馆看书或查资料。

9月进入第二周后，敢死队仍未回来。这与其说是奇闻逸事，毋宁说是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因为他就读的大学早已开学，而敢死队也绝对没旷过课。他的书桌和收音机上已薄薄地积了一层灰尘，搁物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塑料杯和牙膏，以及茶筒、杀虫剂等等。

敢死队不在的时间里，我便清扫房间。一来保持房间整洁已成了我习性的一部分，二来他既不在，任务只能由我承担。我每天扫一次地，三天擦一次窗，一周晾一次被。并且等待敢死队回来夸我几句："渡、渡边君，怎么搞的？干净得很嘛！"

但他没有回来。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时，他的行李不翼而飞。房门上的姓名卡片也被揭去，只剩下我自己的。我去管理主任室，打听他到底怎么回事。

"退宿舍了。"主任说，"那房间暂时你一个人住。"

我问究竟是何原因，主任缄口不答。这家伙纯属俗物：对别人什么也不告诉，只顾自己横加管理并从中找出一大堆乐趣。

房间墙壁上，冰山摄影仍贴了一些时日，随后我把它揭掉，代之以西蒙·莫里逊和迈尔斯·戴维斯两位歌手的照片。这回房间多少有点像我的了。我用打工存下的钱，买了一台小型立体声唱机，晚间一个人边喝酒边听音乐，虽然有时还想起敢死队，但毕竟觉得一个人生活倒也自得其乐。

周一10点，有"戏剧史ii"课，讲欧里庇得斯，11点半结束。课后，我去距大学步行需10分钟处的一家小饭店，吃了煎蛋和色拉。这家饭店偏离繁华街道，价格也比以学生为对象的小食店贵一些，但安静清雅，而且煎蛋非常可口。店里干活的是一对沉默寡言的夫妇和三个打零工的女孩儿。我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一个人吃着饭。这工夫，进来一伙学生，四个人，两男两女，都打扮得干净利落。他们围着门口处的一张桌子坐定，打量着菜谱，七嘴八舌商量了半天，才由一个人归纳好，告诉给打零工的女孩儿。

这时间里，我发现一个女孩儿不时地往我这边瞥一眼。她头发短得出格，戴一副深色太阳镜，身上是白布"迷你"连衣裙。因为对她的脸庞没有印象，我便只管闷头吃饭。不料过不一会儿，她竟轻盈盈地起身，朝我走来，并且一只手拄着桌角直呼我的名字：

"你是渡边君，没认错吧？"

我抬头重新端详对方的面孔，还是毫无印象。她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女孩，假如在某处见过，肯定马上记起。加之，知道我名字的人这大学里实在寥寥无几。

"坐一下可以么？或者有谁来这儿？"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摇头说：

"没谁来。请。"她叮叮咣咣拖过一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从太阳镜里盯着我，接着把视线落到我的盘子上。

"味道像是不错嘛，嗯？"

"是不错。蘑菇、煎蛋、青豌豆色拉。"

"晤，"她说，"下回我也来这个。今天已经定了别的了。

"别的？"

"通心粉、奶汁烤菜。"

"通心粉、奶汁烤菜也不坏嘛。"我说，"不过，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来着？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欧里庇得斯。"她言词简洁，"埃勒克特拉说：'不，甚至上帝也不愿听不幸者的表白'。课不刚刚才上完吗？"

我仔细审视她的脸，她摘下太阳镜。我这才总算认出：是在"戏剧史ii"班上见过的一年级女孩儿。只是发型风云突变，无法辨认了。

"可你，直到放暑假前头发还到这地方吧？"我比量着肩部往下大约10厘米的位置。

"嗯。夏天烫发来着。可是烫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真的。气得我真想一死了之。简直太不成话！活活像一具头上缠着裙带菜的淹死鬼。可又一想，死了还不如索性来个和尚头。凉快倒是凉快，喏。"说着，用手心悉悉索索地抚摸着四五厘米长的短发。

"一点都不难看呀，真的。"我一边继续吃煎蛋一边说，"侧过脸看看可好？"

她侧过脸，5秒钟静止未动。

"呃，我倒觉得恰到好处。肯定是脑形好的缘故，耳朵也显得好看。"我说。

"就是嘛，我也这样想，理成短头一看，心想这也满不错嘛，可就是没一个人这样说。什么像个小学生啦，什么劳动教养院啦，开口闭口就是这个。我说，男人干吗就那么喜爱长头发呢？那和法西斯有什么两样，无聊透顶！为什么男人偏偏以为长头发女孩儿才有教养，才心地善良？头发长而又俗不可耐的女孩儿，我知道的不下二百五十个，真的。"

"我是喜欢你现在这样。"我说，而且并非说谎。长头发时的她，在我的印象中无非是个普普通通的可爱女孩儿。可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她，全身迸发出无限活力和蓬勃生机，简直就像刚刚迎着春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眸子宛如独立的生命体那样快活地转动不已，或笑或怒，或惊讶或泄气。我有好久没有目睹如此生动丰富的表情了，不禁出神地在她脸上注视了许久。

"真那样想的？"

我边吃色拉边点头。

她再次戴上太阳镜，从里边看着我的脸。

"我说，你该不是撒谎的人吧？"

"哦，可能的话我还是要当一个诚实的人。"我说。

"晤--"

"为什么戴颜色这么深的太阳镜呢？"我问。

"头发一下变短，觉得什么保护层都没有了似的。就像赤身luoti(被禁止)地被扔到人堆里，心里慌得不行，所以才戴这太阳镜。"

"有道理。"我说。然后把最后一片煎蛋吞下去。她饶有兴味地定定看着我一扫而光。

"不过去可以么？"我指着和她同来的三个人那边。

"没关系，放心。饭菜来了过去也不迟。无所谓的。不过在这里不影响你吃饭？"

"影响什么，都吃完了。"我说。看样子她无意返回自己的餐桌，我便要了一份饭后的咖啡。老板娘把盘子撤去，放上砂糖和奶油。

"喂，今天上课点名时你怎么不答应呢？渡边是你的名字吧，渡边彻？"

"是啊。"

"那为什么不回答？"

"今天不大想回答。"

她再一次摘下太阳镜，放在桌面上，俨然探头观察什么稀有动物似的盯视着我的眼睛。"今天不大想回答？"她嘴里重复道，"我说，你这话很像汉弗莱·鲍嘉嘛！既冷静，又刚毅。"

"不至于吧？我可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到处有的是。"

老板娘端来咖啡放在我面前，我没加砂糖和奶油，轻轻啜了一口。

"瞧瞧，到底砂糖、奶油都不加吧！"

"只是不喜欢甜东西罢了。"我耐着性子解释道，"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怎么晒得这么黑？""我马不停蹄地徒步旅行了整整两个星期嘛。这里那里，扛着背包和睡袋。所以晒黑了。"

"去哪了？"

"从金泽到能登半岛，转了一大圈。新泻也去了。"

"一个人？"

"一个人。"我说，"也有时一路上碰到旅伴。"

"该有浪漫情调诞生吧？旅行中没碰巧结识个女孩儿？"

"浪漫情调？"我一怔，"你这人，我说你是有什么误解嘛。一个扛着睡袋、满腮胡子、疲于奔命的人到哪里找什么浪漫情调呢！"

"经常这样一个人旅行？"

"不错。"

"喜欢孤独？"她手拄着腮说，"喜欢一个人旅行，喜欢一个人吃饭，喜欢上课时一个人孤零零地单坐？"

"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乱交朋友罢了。那样只能落得失望。"我说。

她把太阳镜的吊带衔在口里，窃窃私语似的说："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然后转向我，"如果你写自传的话，可别忘了这句对白。"

"谢谢。"我说。

"可喜欢绿色？"

"怎么？"

"你身上的半袖衫是绿色的呀！所以才问你是不是喜欢绿色。"

"也不是特别喜欢，什么都无所谓。"

"也不是特别喜欢，什么都无所谓。"她再次鹦鹉学舌，"我嘛，打心眼里喜欢你这说话的方式。就像漂亮地涂了一层墙粉--可听人这么说过，从其他人口里？"

"没有。"我回答。

"我呀，名叫绿子。却跟绿色格格不人，好笑不？你不觉得这样太可悲了？简直是可诅咒的人生！对了，我姐姐叫桃子。岂不滑稽？"

"那么，你姐姐适合粉红色？"

"再没那么适合的了。就像专门是为穿粉红色降生的。哼，不公平到了极点！"

那边餐桌上已有饭菜端来，一个穿双色方格衬衫的小伙子叫道："喂--绿子，吃饭啦！"她朝那边扬一下手，意思是说"知道了"。

"嗯，渡边君，你做笔记了么？戏剧史ii的？"

"做了。"我说。

"对不起，可以惜我一看？我两次没去。那班上我又没有认识人。"

"当然可以。"我从包里掏出笔记本，确认上边没有乱写之后，递给绿子。

"谢谢。对了，渡边君，后天去学校？"

"去的"

"那么12点来这里好么？还笔记本，午饭我请客。该不会说什么不是一个人吃饭就消化不良吧？"

"不至于吧。"我说，"不过答谢什么的可用不着哟，不过是给看一下笔记本。"

"没关系。我嘛，最喜欢答谢。喏，记住了？不记在手册上不会忘？"

"忘不了。后天12点在此相见。"那边又传来招呼声："喂--绿子，再不吃可凉透啦！"

"我说，你以前就是这么说话的？"绿子充耳不闻地说。

"我想是这样的，可并不是什么有意的。"我回答。说话方式被人说是与众不同，这还真是第一遭。

她略一沉吟，稍顷妩媚地丢下一笑，离坐返回自己的餐桌。我从那张餐桌经过时，绿子朝我挥一下手。其他三人则只是觑一眼我的脸。

星期三到12点的时候，绿子没有赶来这家饭店。我本来打算边喝啤酒边等绿子。但店内人已开始增多，只好要来饭菜，一个人吃着。吃完时已是12点35分，但绿子还是没有出现。我付了款，走出店门，坐在对面小神社的石阶上，清醒一下给啤酒弄昏的脑袋，同时等待绿子。等到1点还是徒劳。我只好作罢，返回学校，在图书馆看起书来。然后去上两点钟开始的德语课。

下课后，我到学生会查阅选课登记簿，在"戏剧史ii"班里找到她的名字。名叫绿子的学生只有小林绿子一个人。接着翻动学籍卡片，从69年度人学的学生当中翻出小林绿子，记下住址和电话号码。家在丰岛区，住的是自家房子。我闪身钻进电话亭，拨动号码。

"喂喂，我是小林书店。＂一个男子的声音。

小林书店？

"对不起，请问绿子小姐在吗？"我问。

"啊，绿子现在不在。"对方说。

"到学校去了吧？"

"晤，大概去了医院吧。您贵姓？"

我没报姓名，谢过后放下听筒。医院？莫非她受伤或患病了不成？但从那男子声音听来，完全没有那种不寻常的紧迫感。"晤，大概去了医院吧。"那口气，简直像是说医院是生活的一部分。到鱼店买鱼去了--如此轻描淡写而已。我思索片刻，终于厌倦起来，不再去想，折回宿舍。躺在床上看从永泽手里借来的康拉德的《吉姆爷》，把剩下部分一口气看完，然后找他还书。

永泽正要去食堂吃饭，我也一起跟去吃了晚饭。

"外务省考试情况如何？"我问他。8月份举行过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

"凑合。"永泽不在意地说，"那东西，一般都混得过去。什么集体讨论啦面谈啦，和向女孩子花言巧语没什么两样。"

"那么说，倒是真够容易的。"我说，"发榜在什么时候？"

"10月初。要是考中，请你美餐一顿。"

"我说，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是怎么一回事？参加的人全是像你这样的？"

"不见得。基本上都是傻瓜蛋，再不就是变态者。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废料。这不是我信口胡诌，那帮家伙连字都认不全几个！"

"那你为什么还要进外务省呢？"

"原因很复杂。"永泽说，"例如喜欢出国工作啦等等。不过最主要的理由是想施展一番自己的拳脚。既然施展，就得到最广大的天地里去，那就是国家。我要尝试一下在这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中，自己能爬到什么地步，到底有多大本事。懂吗？"

"听起来有点像做游戏似的。"

"不错，差不多就是一种游戏。我并没有什么权力欲金钱欲，真的。或许我这人俗不可耐刚愎自用，但那种玩艺儿却是半点儿都找不到我头上。就是说，我是个没有私欲的人，有的只是好奇心，只是想在那广阔无边而险象环生的世界里显一显身手罢了。"

"也没有什么理想之类的东西吗？"

"当然没有！"他说，"人生中无需那种东西，需要的不是理想，而是行为规范！"

"不过，与此不同的人生不是到处都存在的么？"我问。

"不喜欢我这样的人生？"

"算了吧，"我说，"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事情不明摆着：我一不能进东大，二不能在中意的时候和中意的女人睡觉。再说嘴巴又不能说会道，既不能被人高看一眼，又没有恋人。就算从二流私立大学的文学院毕业出来，前景也未必乐观。我又能说什么呢。"

"那么，是羡慕我的人生啦？"

"也不羡慕。"我说，"我太习惯于我自己了。而且坦率说来，东大也罢外务省也罢，我都没兴致。我唯一羡慕的，就是你有一位初美小姐那样完美的恋人。"

他半天没有做声，闷头吃饭。"我说，渡边，"吃完饭后，永泽对我说，"我似乎觉得，你我从这里出来，十年二十年过后还会在某个地方相遇，还会以某种形式发生关联。"

"简直像狄更斯小说里写的。"我笑了。

"或许。"他也笑了，"不过我的预感可是百发百中的哟！"

吃罢饭，我和永泽走进附近一间酒吧喝酒，一直喝到9点。

"嗯，永泽君，你的所谓人生规范是怎么一种货色？"我问。

"你呀，肯定发笑的！"他说。

"我不笑！"

"就是当绅士。"我笑固然没笑，但险些从椅子上滚落下来："所谓绅士，就是那个绅士？"

"是的，就是那个绅士。"他说。

"那么当绅士，是怎么回事？要是有定义，可否指教一二？"

"绅士就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之事，而是自己应做之事。"

"在我见过的人当中，你是最特殊的。"我说。

"在我见过的人里边，你是最地道的。"他说。随后一个人掏腰包付了账。

第二周的星期一，"戏剧史ii"教室里仍没见到小林绿子的身影。我在教室里大致扫了一眼，确认她不在之后，在最前排坐下，打算在老师来前给直子写封信。我写了暑假旅行的事。写了所行走的路线、所经过的城镇、所遇到的人们。我写道：每天夜晚总是想你。见不到你以后我才明白自己是何等同你难舍难分。大学里固然百无聊赖，但我从不缺席，权当自我训练也未尝不可。你离去后，无论做什么我都觉得索然无味，很想同你见面好好谈一次。倘若可以，我想去你住的疗养院探望，和你面谈几个小时--可以吗？而且，如果情况允许，还想仍像往日那样相伴而行。劳你回信给我，哪怕几个字也好，打扰了。

写完，我把四张信纸工整地叠好，塞人信封，写上直子父母家的地址。

片刻，显得愁眉不展的矮个子教师进来，点罢名，掏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腿脚不灵便，经常拄一根金属手杖。虽说"戏剧史ii"不甚有趣，但他讲得头头是道，倒也值得一听。他照例道一声"好热啊"的开场白，便开始讲欧里庇得斯戏剧中忒修斯、埃勾斯、美狄亚的作用。他讲了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神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戏剧中的神有何区别。大约过了15分钟，教室的门开了，绿子闪进来。她穿一件深蓝色运动衫和一条奶油色棉布裤，仍戴着上次那副太阳镜。她向老师浮起一丝微笑，仿佛在说"来晚了，对不起"，然后在我身旁坐下。并从挎包里抽出笔记本，递给我。其中夹一纸条，上面写着："星期三，对不起，生我的气？"

课大约讲到一半，当老师正在黑板上勾勒希腊剧的舞台装置时，门又开了，进来两个头戴安全帽的学生，简直同一对说相声的搭档无异：一个弱不禁风，瘦瘦长长，小白脸；一个五短身材，黑黝黝的圆脸盘，蓄一撮不三不四的小胡子。瘦长个子怀抱一摞传单，五短身材直奔老师跟前，提出要将下一半时间用来讨论，要老师应允，并说远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正笼罩当今世界。其实这并非要求，而是单方面通碟。老师说他并不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但反正怎么说都无济于事，那就悉听尊便好了。随即紧抓着讲桌边缘移腿下来，提起手杖，拖腿走出教室。

在瘦长个子散发传单时，黑圆脸登上讲台发表演说。传单上以将任何事情一律简单化的特有笔法写道："粉碎校长选举阴谋"，"全力投身于全学联第二次总罢课运动"，"砸烂日帝--产学协同路线"。立论堂堂正正，措辞亦无可厚非，问题是文章本身却空洞无物。既无可信性，又缺乏鼓动人心的力量。黑圆脸的演说也是半斤八两，一派陈词滥调。旋律照搬照套，惟独歌词的连接处略有更动。我暗自思忖：这伙小子的真正敌手恐怕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想像力的枯竭。

"走吧！"绿子开口。

我点头立起，两人离开教室，快出门时，黑圆脸向我说了句什么，我却没怎么听清；绿子则朝他潇洒地挥挥手，道声："您忙着。"

"噢，我们怕是反gemin吧？"走出教室后绿子对我说，"一旦革命成功，我们难保不会被吊到电线杆上去，嗯？"

"吊之前可得好好吃一顿午饭，可能的话"我说。

"对了，有家饭店我想领你去一次，就是远些，花点儿时间不要紧？"

"没关系。反正两点钟上课，有时间。"

绿子领我乘上公共汽车，到四谷站下来。她领我去的店是一家位于四谷后面往里走几步远处的盒饭专门店。我们在桌旁坐定，还未等开口，就端上两个四方形红漆容器，里边放着每日一换的盒饭和一碗汤。果然不虚此行。

"好味道！"

"嗯。而且够便宜的，从上高中时就常常来这儿吃午饭。呃，我们学校离这里不远。学校严得厉害，我们来吃饭都是偷偷摸摸的。一旦给学校当场抓住，得受停学处分哩！"

绿子摘下太阳镜，同上次比，眼睛显得有点困倦。她摆弄着左手腕上纤细的银手镯，又用小指尖摩擦似的揉了揉眼窝。

"困？"我问。

"有点儿。睡眠不足啊。这个那个忙得团团转。不过也不打紧，别介意。"她说，"上次真是抱歉。出了一件大事，缠得我怎么也不得脱身，又是当天早上突然发生的，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本想给饭店打个电话，但忘了那店叫什么名，又不晓得你家的电话。等得你好苦吧？"

"也没什么，反正我是大闲人，时间多得不行。"

"真那么闲？"

"真想把我的时间分出些来，让你在里边好好睡上一觉。"

绿子支颐展颜，看着我的脸说："你还倒挺会关心人的。""不是关心，只是时间有余。"我说，"对了，那天往你家打电话，家人说你去医院来着，出了什么事？"

"往我家？"她微微蹩了下眉头说，"你怎么晓得我家的电话？"

"在学生会查的呀，还用说。谁都可以查的。"

她点了两三下头，仿佛是说"原来如此"。接着又开始摆弄手镯。"是啊，我却没能想到，本来你的电话也可以那样查到的。至于医院的事，下次再说吧。现在不大想说，别见怪。"

"没什么。我倒像是问得太多了。"

"不不，你这说哪去了。只是现在我有点累，就像淋过一场大雨的猴子似的。"

"那么还是最好回家睡一觉吧，嗯？"我试着提议。

"还不想睡，走一会吧！"绿子说。

从四谷站走出不大工夫，她把我领到她当时就读的高中跟前。

通过四谷站前的时候，我地想起我同直子漫无边际行走的光景。如此说来，一切都是从同一场所开始的。我不由想，倘若那个5月里的星期日不在电车中碰巧遇到直子的话，或许我的人生与现在大为不同。但又马上推翻了这一想法，觉得即使那时不遇上直子，恐怕也不至出现第二种结果。说不定那时我们是为相遇而相遇的。纵令那时未能相遇，也会在别的地方相遇--倒没什么根据，但我总是有这种感觉。

我和小林绿子两人坐在公园凳子上，望着她就读过的高中校园。校舍墙上爬满常春藤，房脊有几只鸽子落脚歇息，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旧式建筑。院里耸立一株高大的橡树，一缕白烟从旁边笔直腾起。残夏的阳光使得那烟格外掺有一种灰蒙蒙的色调。

"渡边君，你知道那是什么烟？"绿子突然问。

我说不知道。

"是烧卫生巾呢！"

"呃。"我应了一声，此外便不知说什么好了。

"卫生巾、药棉，反正是那个用的。"绿子说着，微微一笑。"那种东西都要往垃圾筒里扔吧？女子高中嘛。管勤杂的老伯伯就把它收拢到一起，放进炉里烧掉。这不就是那烟。"

"听你这么一说，那烟可真够了得。"我说。

"嗯。当时我每次从教室看那烟，也都那么想来着：啊，真不得了！我们学校，初中高中合起来差不多有一千女孩子吧！有的还没开始，就算九百人。假定其中五分之一来月经，大致就是一百八十人，就是说，每天要往垃圾筒里扔一百八十人用的卫生巾，是吧？"

"大概是的吧。精确计算我倒不清楚。"

"可不是一般数量哟，一百八十人哩！把这些东西收在一起烧掉--该是怎么一种心情呢？"

"这--猜不出来。"我说。我怎么能明白这个呢！就这样，我们望了半天那缕白烟。

"我打心眼里不乐意去那所学校。"绿子说着，轻轻摇了摇头，"我本想进普通公立学校来着。普普通通老百姓就该去普普通通的学校嘛，而且我想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度过自己的青春。可父母出于虚荣心，偏偏把我塞去那里。你知道，小学如果成绩好，常遇到这种事：什么老师说凭这孩子的成绩进那里没问题等等，结果就被硬塞进去。我念了六年，却怎么都上不来好感。心里盼望的光是快些毕业快些毕业。对了，别看我这样，还因为不迟到不旷课受表扬了呢！其实我却是那么讨厌学校。这里的原因你能知道？"

"不知道。"我说。

"因为我讨厌学校讨厌得要死，所以才一次课都没旷过。心想怎么能败下阵去！一旦败下阵岂不一生都报销了！我生怕自己一旦败阵后就再也站不起来。即使高烧39度，我也爬都爬到学校去。老师说小林不大舒服吧，我撒谎说没关系，硬是逞强。就这样我得了一张不迟到不缺席的奖状，还有一本法语辞典。也正因为这点，我才在大学里选学德语。我就是横竖都不愿领那所高中的情分！这还真不是开玩笑。"

"你讨厌那所学校的哪一点呢？"

"你当初喜欢上学来着？"

"也不喜欢也不十分讨厌。我读的是一间极为普通的公立高中，没怎么在意。"

"那所学校么，"绿子一边用小手指揉眼角一边说，"里面全都是所谓才女，家教好学习好--这样的女孩儿搜罗了差不多一千个。哦，清一色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否则也吃不消。学费高，还时不时地要捐赠，修学旅行都住的是京都的高级旅馆，用真漆碗吃'怀石料理'，每年还要去大仓酒店的餐厅参加一次宴会礼仪的讲习班。总之不同一般。知道么？我们年级一百六十人当中，住在半岛区的学生只我自己。有一次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学生名册。你猜她们都住在什么地方？真不得了，一个个全部集中在千代田区三番叮、港区元麻布、大田区田园调步、世田谷区成城……只有一个姓柏的女孩儿例外，住在千叶县。我和她挺合得来，人不错。一次她叫我去她家玩，说住得远对不起，我说可以，就跑去了。结果大吃一惊。你猜怎么着，绕房宅地一圈居然要花15分钟，院子大得出奇，两只小汽车大小的狗，大口大口地吃着一大堆牛肉。可她还说什么由于家住千叶，在班里很感自卑。每次看要迟到，就让家里开'奔驰'轿车送到学校。车上配有专门司机。司机的模样活像《森林大黄蜂》中出场的驾驶员，头上一顶制服帽，还带着白手套。尽管这样，那女孩儿还自愧不如人。真叫人难以相信，你能信？"

我摇头。

"住在半岛区北大冢这鬼地方的，找遍全校也只我自己。这还不算，父亲职业一栏还填这么一笔：'经营书店'。这么着，班上的人都对我感到新奇，说喜欢什么书就能看什么书。天大的玩笑！她们脑袋想的，是像纪伊国那样的大型书店。对她们来说，提起书店，只能做那样的想象。可实况简直惨不忍睹，小林书店，我可怜的小林书店！咣咣当当地打开门一看，迎面一排除杂志没别的。脱手最快的是《妇女杂志》，就是附录中带有四十八种性生活新技巧插图的那种货色。附近的太太们买回家，坐在厨房餐桌旁背得滚瓜烂熟，等丈夫回家演习一番。那东西真是黄得可以，鬼晓得世上的太太们每天想的是什么！再就是连环画，也有些销量，什么《月报》、《星期天》、《飞人》。当然还有周刊。总之几乎全靠杂志赚钱。文库丛书也有一点，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什么推理啦演义啦色情啦。因为只有这些卖得出去。再往下就是实用书籍，例如《围棋谱》、《盆景制作方法》、《婚礼致辞大全》、《性生活人门》、《快速戒烟法》等等。另外我们连文具也卖。账台旁边摆着圆珠笔、铅笔和本子之类。就这些。没有《战争与和平》，没有《性的人》，没有《麦田里的守望者》。这就是小林书店，这烂摊子到底有什么可值得羡慕的？莫非你羡慕不成？"

"你讲得真够活灵活现的！"

"喏，就是这么个店。附近的人都来买书，也送货上门，老顾客也还不少，一家四口糊口是绰绰有余。没有债款，可以供两个女儿上大学，如此而已。此外再想干大一点的事，就力不从心了。所以，本来就不该把我送去那样的学校，那只能活受罪。每逢要捐什么款的时候，都要给父亲罗嗦个没完没了；和同学外出游玩，一到吃饭时间就心惊胆战，生怕走进价钱贵的饭店弄得掏不出钱。这样的人生简直漆黑一团。你家有钱？"

"我家？我家属于再普通不过的工薪阶层。既不很富，也不特穷。送儿子到东京读私立大学，我想怕是够吃力的。好在子女只我这一个，还不成问题。汇款没那么多，就打点零工。非常一般的家庭。有个小院子，有丰田，有皇冠。"

"打什么零工？"

"每星期在新宿一家唱片店干三个晚上。工作满舒服，坐在那里看东西不丢就行了。"

"唔--"绿子说，"我还以为你从来没在钱上吃过苦头呢，总觉得你不像。"

"也算不得吃苦头，是的。不过是说钱不是大把大把的。世上的人大都如此。"

"我读过的那间学校大多都是富翁。"她手心朝上地放在膝部，"问题就在这里。"

"那么，以后可就要同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打交道喽，哪怕你再讨厌也罢。"

"嗯，你认为有钱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不晓得。"

"是可以说没钱呀。例如我向班上的朋友提议做点什么，对方就说'我现在没钱，不行'，可要是我处在对方的立场，就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我要是说'现在没钱'，那就真的是没钱。太惨了！长得漂亮的女孩儿可以说'我今天脸难看得很，不想外出'，可要是换个丑八怪女孩同样说一句试试，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哩！二者同一道理。这就是我所处的世界，6年时间，直到去年。"

"不久就会忘掉的。"我说。

"恨不得马上忘掉。这次上了大学，我着着实实出了口长气，周围都是普通人。"她微微扭一下嘴角，笑吟吟地用手心摸摸短发。

"你在打什么零工？"

"呃，写地图解说词。知道吧，买地图时不是附带一份小册子么？上面有城镇的说明，有人口和名胜的介绍等等。例如这里有如此这般一条郊游路线，有如此这般一个传说，开着如此这般的花，飞着如此这般的鸟，这个那个的，我的工作就是写这类解说稿。没有比它再容易的了，眨眼工夫就完。去日比谷图书馆翻一天书，足可以写出一册。只要摸透一点点诀窍，有的是事儿可做。"

"诀窍？什么诀窍？"

"就是--把别人不写的内容多少加进去一点。这一来，地图公司的负责人就会认为'那孩子会写文章'，心里佩服得不得了，就又找工作给你。其实也用不着大动脑筋，一点点就足够了。比方说吧，有个村庄由于修筑水库而在这里沉没了，但候鸟至今仍记得这个村庄，每当那个季节来临，便会出现小鸟们在水面上空盘旋不已的情景。这类趣闻只消写进去一个，公司的人就会喜出望外。还不是，多形象多有气氛啊！可是一般打零工的人却不怎么用这份心计。所以，靠写这解说稿，我正经挣了几个好钱。"

"不过能经常找到那么多趣闻吗，那么凑巧？"

"唔--"绿子略一歪头，"想找的话，怎么都能找到，实在找不到，适当来点无中生有也未尝不可。"

"是这样。"我心悦诚服。

"皆大欢喜嘛！"绿子说。

她想听我宿舍里的事，于是我照例讲了日丸旗，讲了敢死队如何做早操等等。绿子也为敢死队大笑不止。看来敢死队是为使全世界的人活得愉快才存在的。绿子说既然如此逗人，那就到我宿舍看看好了。我说看倒没什么意思。

"无非几百个男生在脏乎乎房间里或喝酒或(被禁止)罢了！"

"你也不例外？也那么做？"

"没有人不做，"我解释道，"男的(被禁止)跟女孩子来月经是同一ma事。"

"有女朋友的也这样？就是说有发泄对象的。"

"问题不在这里。我隔壁一个庆应大学的学生(被禁止)之后才去幽会，说这样就心平气和了。"

"这事我是不大明白，一直在女校嘛。"

"《妇女杂志》的附录上也没提到？"

"何至于！"绿子笑道，"对了，渡边君，这个星期天闭着吗？有空儿？"

"哪个星期天都闭。只是6点钟要去做工。"

"愿意的话，去我家玩一次可好？去小林书店。店倒是不开，可我非守候到晚上不可，因为怕有重要电话打来。嗳，不吃午饭？我来做。"

"那就谢谢啦。"我说。

绿子从笔记本撕下一张纸，详细画出去她家的路线。然后取出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的位置打了一个大大的"x"。

"不用费劲就找得到的，一块大招牌上写着'小林书店'。12点左右能到？我好准备饭菜。"

我道过谢，将地图揣进衣袋。然后告诉她得回校上两点钟的德语课。绿子说她有个地方要去，从四谷站上了电车。

星期天早上，我9点钟爬起身，刮了胡子，洗完衣服晾到楼顶天台。外面晴空万里，一派初秋气息。一群红脑袋精蜒在院子里团团飞舞，附近的顽童们挑着网兜往来追逐。无风，日丸旗颓然下垂。我穿上一件熨得有棱有角的衬衣，出门往都营电车站走去。星期天的学生街空荡荡的不见人影，如同死得一千二净一般。店也几乎一律关门大吉。城市里各种各样的音响于是比平日远为真切地扩散开来。脚蹬高跟木履的女郎拖着"呱哒呱哒"的足音穿过沥青路面，四五个小孩在都电车库旁边排开几只空罐，瞄准往里投石子。花店倒有一家开了门，我买了几枝水仙花。秋季买水仙，是有些不合时令，但我从小就喜欢这种花。

星期天早上的电车里，只有三位坐在一起的老太婆。我一上车，老太婆们就对着我的脸和我手中的水仙横看竖看。其中一位看罢我的脸还慈祥地一笑，我也报以笑容。然后坐在最后边的位置，观望外面几乎擦窗而过的一排排古旧房屋。电车紧贴着家家户户的房檐穿行。一户人家的晾衣台上一字排开十盆盆栽西红柿，一只大黑猫蹲在一头晒太阳。在院子里吹肥皂泡的小孩闪人眼帘，石田亚由美的歌声不知从何处传来耳畔。甚至有咖喱气味飘至鼻端。电车像根大衣针一样在密密麻麻的住宅地带婉蜒前行。途中有几个人上来。三位老太婆亲密无间地头对着头，不厌其烦地谈着什么。

临近大冢站时，我下了电车，按她图中所示，沿一条不甚起眼的大街一路走去。两侧排列的商店，哪一家都不像是红红火火的兴旺景象。全部是旧建筑，里边黑洞洞的。有的连招牌上的字都消失殆尽。从建筑物的古旧程度和样式来看，不难判断这一带未曾在战争中遭受空袭，所以这些民房才得以原样保留下来。当然也有的重建过，也有的或增建或部分修修补补，但大多反而倒显得比旧貌依然的房子还要脏乱。

看这光景，估计很多人都已因为车多、空气污染、噪音干扰、房租昂贵而迁往郊外。剩下来的或是廉价的公寓、公司宿舍，或是搬迁上有困难的商店，或是死活舍不得离开世居之地的顽固派。由于汽车大排废气，所有的东西都像笼了一层薄雾似的灰蒙蒙、脏乎乎的。

在这条街上走了大约10分钟，从加油站往右一拐，出现一条小型商店街，当中一块招牌上写着"小林书店"。店固然不大，但也不似我从绿子话中想象的那般小气。一条普通街道上的一家普通书屋。站在小林书店门前时，我不由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之情：哪条街上都有这样的书店。

书店的卷闸门一落到底，门上写着"周刊《文春》每周四出售"。到12点大约还有15分，我又不大愿意手拿水仙花在商店街上闲逛，便按一下门旁的电铃，退后两三步等候回音。过了15秒还是没有动静。我正寻思是不是该再按一次的当儿，头上"哐"地响起开窗声音。扬脸一看，绿子从窗口探出头，挥着手大声喊道：

"打开卷闸门进来呀！"

"稍早了一点，可以吗？"我也扯着嗓门大喊。

"没关系，一点不碍事儿。上二楼！我现在脱不开手。"接着，"哐"一声把窗关死了。

我便开门。那门发出惊人的怪叫声，我往上拉起1米高，弓腰钻到里边，再把门落下。店内漆黑一片。我绊在一捆准备退回的杂志上，险些摔个跟头。我一步一挪地摸到店的尽头，摸索着脱去鞋，抬腿上去。屋里边光线若明若暗，从脱鞋处上去没几步，有间简单的客厅，摆着一套沙发。房间不很宽敞，窗口透进仿佛战前波兰电影镜头中那样昏暗的光线。左侧有一仓库样的杂物间，可以看见厕所的门。右侧立一陡梯，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二楼。较之一楼，二楼敞亮得多，我吁了口长气。

"喂，这边！"绿子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响起。楼梯口右侧有个餐厅样的房间，再往里是厨房。房子本身虽旧，但厨房却像最近改装过，烹调台、水龙头、餐具橱全都光闪闪地焕然一新。绿子就在那里准备饭菜。锅里煮着什么，"咕嘟咕嘟"直响。还洋溢着烤鱼的香味。

"电冰箱里有啤酒，坐在那里喝可好？"绿子眼睛朝我忽闪一下。我于是从电冰箱里拿出罐装啤酒，坐在桌前喝了起来。啤酒凉得真够彻底，我怀疑是否已经存了半年。桌上放着白色的小烟灰缸、报纸和酱油壶。还有便笺和圆珠笔，便笺上写着电话号码和购物后算账样的数字。

"再有10分钟就可以做好。能不能在那儿等一会？能等不？"

"当然能等。"我说。

"边等边饿饿肚子。量可正经不少哩！"

我一面呷着啤酒，一面望着全神贯注做饭的绿子背影。她快捷而灵巧地挪动着身子，同时操作四五样菜。眼看在这边品尝菜的味道，转眼就在菜板上飞快地切什么东西，又从电冰箱里取出什么盛上，一回手把用完的锅涮好。从后边望去，那样子不禁使人想起印度打击乐的演奏者来：刚击响那边的吊钟，马上又敲这边的板，旋即拍打水牛骨。每一个动作都敏捷而准确，相互配合得恰到好处。我出神地望着。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我招呼道。

"放心，我一个人干惯了。"说着，绿子朝这边闪过脸笑了笑。她下着蓝色牛仔裤，上穿蓝色海军衫。海军衫的背部还印着一个大大的苹果标记。从后面看，她的腰格外的苗条、格外的窈窕，仿佛紧紧束住的腰肢在发育过程中因某种原因被突然松开一样。因此，同一般女孩子穿窄牛仔裤时相比，她给人的印象要中性得多。烹调台上方窗口射进的明晃晃的阳光，为她身段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恍像而隐约的光膜。

"用不着费事做那么考究！"我说。

"一点也不考究，"绿子头也不回地说，"昨天忙得我菜都没顾上买，只是把电冰箱里原有的统统掏出应付一下，你千万别介意，真的。再说，好客是我们的家风。我们这一家，也不知怎么搞的，就是非常喜欢请客，打心眼往外，简直成了病态。一家人既算不得特别热情，又不是说因此而有什么人缘，反正一来客人就非得忙忙活活招待一顿不可。每个人都这德行，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这么着，我爸他尽管自己差不多滴酒不沾，可家里到处是酒。你说干什么？给客人喝呀！所以嘛，啤酒你只管放开肚皮喝，用不着客气。"

"多谢。"我说。

稍顷，我突然想起水仙花忘在楼下了。我脱鞋时放在脚边，就一直忘在那里。我再次下楼，把躺在在昏暗中的十枝白水仙拿上来。绿子从碗橱里取下一只细细高高的玻璃杯，插进水仙。"我，顶喜爱水仙。"绿子说，"以前高中文艺汇演的时候，还唱过《七水仙》呢。知道吗，《七水仙》？"

"那还不知道！"

"当时参加民乐小组来着，弹吉他。"

接着，她便一边哼唱《七水仙》，一边把菜盛进盘子。

绿子做的菜相当够水平，远远超过我的想象。生鲹鱼片、黄嫩嫩的荷包蛋，自己做的西京风味霸鱼、炖茄块、莼菜汤、玉蕈饭，还有切得细细的黄萝卜干咸菜，而且厚厚沾了一层芝麻。味道清淡，是地地道道的关西风味。

"好吃极了！"我钦佩地说。

"喏，渡边君，老实说，你没想到我做菜有两手吧？从外表看。"

"嗯--"我老实承认。

"你是关西人，喜欢这味道吧？"

"为我特意做这么清淡？"

"那倒不是，怎么也不至于费那个麻烦。家里平时也这个味道。"

"爸爸妈妈都是关西人，所以才……"

"哪里，爸爸一直是这本地人，妈妈是福岛的。亲戚里边，找遍也没一个关西的。我们这个家族属于东京一北关东系统。"

"弄糊涂了。"我说，"那么，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地道的正统关西风味呢？跟谁学的？"

"噢，说起来可就话长了。"她边吃荷包蛋边说，"我妈那人最讨厌和家务事沾边，几乎不做什么菜。再说，你知道我家是开店的，所以一忙起来，动不动就叫饭店送几份来，或者去肉店买些炸肉丸对付一顿。对这个我从小就讨厌透顶，讨厌得简直不能再讨厌。再不然就做一次咖喱饭一吃三天。这么着，有一天--是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下决心要自己动手做出像样的东西来。就去纪伊国书店买回一本看上去最好的食谱。按照书上写的，我一样不少熟记在心。包括菜板的选法、菜刀的磨法、鱼的切法、干松鱼的削法，一切一切。由于写这本书的人是关西人，我做的菜也就跟着成了关西风味。"

"那么说，这统统是从书上学来的？"我吃惊地问。

"接着我就攒钱，去吃正宗'怀石料理'，于是记住了味道。我这个人，直感相当发达，逻辑思维倒是不行。"

"无师自通地做到这个程度，不简单，实在不简单。"

"吃了好多辛苦哩！"绿子叹息着说，"我们这家人，对烹调之类不是既不知又不想知吗，所以不管你怎么苦苦央求，他们硬是不肯掏钱替你买些像样的菜刀啦锅啦。说什么现有的足已够用。开哪家的玩笑！那薄薄一片的小破刀，哪里能切得好鱼！可你这么一说怎么着，马上又说什么鱼那玩艺儿不切也无所谓。简直不可救药。只好拼死拼活地把零用钱凑在一起，买尖头菜刀买锅买笊篱。你说你相信不，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像从身上挤血似的一点一点攒钱，买什么笊篱磨石炸虾锅……而身边的同伴都在用劲儿地大把大把要钱，买时髦衣服皮鞋什么的。你说我可怜不可怜？"

我一边喝药菜汤一边点头。

"高中一年级时，我做梦都想得到一个煎蛋锅，就是那种用来煎荷包蛋的狭长的铜家伙。结果，我就用买乳罩的钱买了那东西。这下可伤透脑筋了：我用一件乳罩整整对付了三个月，你能相信；晚上洗，拼命弄干，第二天早晨好戴上上学。要是没干可就倒霉了，真的。世界上什么最可怜？我想再没有戴半湿不干的乳罩出门更可怜的了。气得我直淌眼泪，尤其想到是为了买那煎蛋锅的时候。"

"怕也是的。"我笑着说。

"所以在妈妈死了以后--这么说倒是对不住妈妈，我是松了口气，因为我可以掌握生活费，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这么着，如今厨房用具算一应俱全了。至于爸爸，生活费怎么花他是蒙在鼓里的。"

"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两年前。"她简短地回答，"癌。脑肿瘤。住了一年半医院，折腾得一塌糊涂，最后脑袋也不正常了，离药就不行。但还是没有死，差不多是以安乐死那种形式死的。怎么说呢，那种死法是再糟糕不过的。本人遭罪，周围人受累。这下可倒好，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一支针一万两千日元，一支接一支打。又要雇人专门护理，这个那个的。我因为要看护，学习学不成，和失学差不多，简直昏天黑地。还有--"她欲言又止，放下筷子叹息一声，"尽说伤心话了。怎么提到这话上来了？"

"由乳罩引出来的吧。"我说。

"就是这荷包蛋，可要用心吃哟！"绿子神情肃然地说。

我吃完自己这份，肚子已经饱饱的了。绿子没吃多少。她说做莱的人，光做肚子就已经饱了。吃罢饭，她撤下餐具，擦净桌子，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包万宝路牌香烟，抽一支叼在嘴上，划火柴点燃。然后拿起插水仙花的玻璃杯，端详了半天。

"就这样好了。"绿子说，"不用换到花瓶里。这么插着，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刚刚从河边采来，随手插在杯里似的。"

"在大冢站前的水池边采的。"我说。

绿子嗤嗤作笑：

"你这人真有意思。说笑话还那么一本正经。"

绿子手拄腮，烟吸到半截，便在烟灰缸里使劲碾死。并用手指揉揉眼睛，可能进了烟。

"女孩子熄烟要熄得文雅一点。"我说，"那样熄，活像砍柴女。不要硬碾，从四周开始慢慢熄，那就不至于把烟头弄得焦头烂额的。你这熄法太残忍了。另外无论如何不能从鼻孔里出烟。和男的两人单独吃饭时，一般女孩子不至于提起三个月只戴一件乳罩的话。"

"我，就是砍柴女嘛。"绿子边搔鼻侧边说，"怎么也悲哀不起来。有时当玩笑说一说，可总不往心里去。其他还有要说的？"

"万宝路不是女孩子吸的烟。"

"可以的，没什么。反正吸什么都同样没滋没味。"她说。然后把万宝路的硬纸包装盒拿在手里转来转去，"上个月刚开始吸。其实也不大想吸，只是偶尔想试一下。"

"怎么那样想呢？"

绿子把搁在桌面的两只手"啪"地一合，沉吟片刻，说："也不怎么。你不吸烟？"

"6月份戒了。"

"干嘛要戒？"

"太麻烦了。譬如说半夜断烟时那个难受滋味吧，等等。所以戒了。我不情愿被某种东西束缚住。"

"你这人，属于喜欢追究事理那类性格，肯定。"

"也许。"我说，"说不定因为这一点我才不怎么讨人喜爱，以前就这样。"

"那是由于：在别人眼里，你是个不被人喜爱也觉得无所谓的角色。或许有些人对你这点感到棘手也未可知。"她手捧两腮，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不过我喜欢同你说话，你说话方式真是别具一格：'我不情愿被某种东西束缚住。'"

我帮她洗碗。站在她旁边，把她洗过的碗用毛巾擦干，放在烹调台上。

"噢，你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今天？"我问。

"妈妈在坟里，两年前死的。"

"这个，刚才听你说了。"

"姐姐同未婚夫幽会。好像到什么地方兜风去了。她的那位在汽车厂工作，所以她特别喜欢汽车。我可是不大喜欢。"

说完默默洗碟子，我便默默地擦。

"往下就是我爸爸了。"绿子停了一下说。

"呃。"

"爸爸他去年6月去了乌拉圭，一直没回来。"

"乌拉圭？"我一愣，"何苦去乌拉圭那样的地方？"

"想移居乌拉圭，他那人，活像天方夜谭的阿拉伯人。当兵时的一个熟人在乌拉圭办农场，心血来潮地说去那里很好混，就一个人搭飞机走了。我死说活说劝他别去，告诉他去那样的地方根本行不通，又不懂语言，再说首先连东京都没怎么离开过，但怎么说也不顶用。肯定是我妈死了以后，他悲伤得不知怎么才好，脑袋那根弦也随着断了。他爱我妈就爱到这个地步，真的。"

我不便应和什么，张着嘴，望着绿子。

"妈妈死的时候，你猜爸爸对着我和姐姐说什么来着？这么说的：'我十分懊悔，真不如叫你们两个替你妈妈死算了！'听得我俩目瞪口呆。还不是，再怎么样也不好那样说话呀。当然喽，那是出于丧失至亲至爱伴侣后的难过、悲哀和痛苦，这我知道，也很同情。但也不至于说什么让亲生女儿去替死那样的话，你说是不？你不认为未免过分了？"

"啊，倒也是的。"

"我们也很伤感情。"绿子摇摇头，"总而言之，我们这家人都有点神经兮兮的，多少有点出格离谱。"

"有点儿。"我也承认。

"不过，你不觉得人与人相爱是件好事？爱夫人爱得甚至当女儿面说什么不如叫你们替死是件好事？"

"或许。"

"这还不算，还跑到乌拉圭去了，没事似的甩下我们不管。"

我闷头擦拭盘子。全部擦完，绿子把我擦过的所有碟碗整整齐齐地放进餐具橱。

"父亲那边没音信？"我问。

"今年3月，来过一张带画的明信片。可具体也没写什么。只是说那边很热，水果不像预想的那么好吃--就这么点。简直是开玩笑！那明信片上还居然画的是一头蠢驴！真神经！连见到哪个朋友或熟人没有也没提。最后还写，等稍微安顿下来后，把我和姐姐叫去。以后再杳无音信。这边去信也不理。"

"那么，假如你爸爸叫你去乌拉圭，你怎么办？"

"就去看看嘛，不是挺有趣的？姐姐说她坚决不去。我姐她最最讨厌不卫生的东西不卫生的地方。"

"乌拉圭就那么不卫生？"

"不晓得。姐姐认定是那样。说路上一层驴粪，上面趴满苍蝇，冲厕所的水又不通，蜥蜴蝎子到处一动一动地乱爬。说不定她在哪里看了这类电影。姐姐对虫子算是深恶痛绝的。她最开心的就是坐着狂吼乱叫的车子在湘南一带来回兜风。"

"呃--"

"乌拉圭，满不错嘛，去也未尝不可。"

"那一来这店谁来管呢？"我问。

"姐姐在半死不活地管着。住在附近的伯父每天都来帮忙，还去送货。我有时间也帮把手，反正开书店也不是什么重活儿，怎么都干得了。要是怎么都干不下去的话，就干脆连店铺一卖了事。"

“夜里我时不时地醒来，怕得不得了。”直子依偎着我的胳膊说，“万一就这样不正常下去，恢复不过来的话，岂不要老死在这里了--想到这里，我就心都凉透了。太残酷了！心里又难受，又冰冷。”

我把手绕到她肩头，拢紧她。

“觉得就像木月从黑暗处招手叫我过去似的。他嘴里说：喂，直子，咱俩可是分不开的哟！给他那么一说，我真不知怎么才好了。”

"是啊。喜欢倒不怎么喜欢。但是我信赖，信赖爸爸。在失去夫人的打击下，扔下家扔下孩子扔下工作，手一甩去了乌拉圭--我信赖这样的人。明白？"

我喟叹一声："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

绿子好笑似的笑着，轻轻捶一下我的脊背，说：

"好了好了，怎么都无所谓。"

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兵荒马乱地出了不少事。好个奇妙的日子。就在绿子家附近发生了一场火灾，我们爬上三楼的晾衣台观看，而且不知不觉地接了吻。这么说也许像是装傻，可过程确实如此。

我们一边说学校里的事一边喝饭后咖啡。这时传来消防车的警笛声。声音越来越大，数量也似乎越来越多。楼下有很多人奔跑，80有几个人大声呼号。绿子跑到临街房间，推窗往下看了看，然后说声"等一下"就不见影了。只传来"咚咚"上楼的音响。

我边喝咖啡边思索乌拉圭在什么地方。那里是巴西，那里是委内瑞拉，这边是哥伦比亚--如此想了半天，却怎么也弄不清乌拉圭的确切位置。这工夫，绿子下来，叫我赶紧一起过去。我便尾随其后，爬上走廊尽头处一架又窄又陡的木楼梯，到得一处很宽敞的晾衣台。晾衣台比周围住宅的屋脊明显高出一截，临近一带尽收眼底。隔三四座房子的对面，浓烟滚滚，腾空而起，顺着微风朝大街那边荡去。空气中飘着焦烟味儿。

"是阪本那里。"绿子从栏杆探出身子说，"阪本搬“可我们是不正常啊。我心里明白。”直子说。

我们默默走了一会。道路离开围栏，通到一片形状如同小湖一般圆圆的、四面围有树林的草地。

“夜里我时不时地醒来，怕得不得了。”直子依偎着我的胳膊说，“万一就这样不正常下去，恢复不过来的话，岂不要老死在这里了--想到这里，我就心都凉透了。太残酷了！心里又难受，又冰冷。”

我把手绕到她肩头，拢紧她。

“觉得就像木月从黑暗处招手叫我过去似的。他嘴里说：喂，直子，咱俩可是分不开的哟！给他那么一说，我真不知怎么才好了。”

“那种时候怎么办呢？”

来之前是一家开室内建材店的，现在早已关门不做买卖了。"

我也从栏杆上探出上身朝那边张望。不巧正位于一座三层楼的背后，详细情形看不清，好像有三四辆消防车在进行灭火作业。由于路本来就窄，至多能开进两辆，其他车只好在大街那边伺机而动。路面自然给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我看最好把贵重的物品收抬收拾，这里也得避一下难。"我对绿子说，"现在风向相反，但不知什么时候转过来，而且加油站就在跟前。收东西吧，我来帮忙！"

"根本就没有贵重东酉。"绿子说。"可总该有什么吧？存款原始印章证书……首先钱没有了就是麻烦事。"

"不要紧，我不跑的。"

"这里烧着也……？"

"嗯。"绿子说，"死了就死了呗！"

我看着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着我的眼睛。她一下子把我弄晕了：不知她话里多少成分是真，多少成分是假。我注视了她一会儿，渐渐地，开始觉得反正都无所谓。

"好，明白了，奉陪就是，陪你。"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