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行也不是善茬，立即采用各种手段，洋行和买办行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此展开。

中国的洋行和买办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特殊，理论上买办只是洋行雇佣的仆人或员工，但实际上这些买办逐步掌控洋行里的一切生意，又在暗地里联合起来控制生意，很多时候跟洋行平起平坐。

直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民国时期，外国人也经常抱怨买办行脱离自身控制，“在洋行赚钱的时候，买办赚更多钱；而且在洋行赔钱的时候，买办也有可能赚钱”。

本来按照历史，在这次洋布危机后，买办们会进一步贴近洋人，帮洋行降低丝茶的收购价，但有实力强劲的大贵商行做后盾，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上海的丝茶价格，在1844年开埠的时候最高，之后一直在慢慢下降，在1848年的时候达到最低点，之后才开始慢慢恢复，但一直也未能恢复原先的高价，这跟丝茶等商品价格在欧洲一直没怎么变化，甚至有所上浮，形成明显对比。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清朝的白银流失和钱荒严重，导致银贵钱贱；

而且洋行对中国的商品价格越来越了解，还用种种手段加以控制；

买办们之间形成一种隐性的竞争，更愿意降低价格以获得更多生意机会，这方面做得最过分的是先前倒闭的义升行，很多时候就是不赚钱也要争夺生意机会，以保持行业第一的地位。

这种现象，对赵大贵的大贵商行自然是非常不利的，事实上对大部分买办行也是不利的，只是因为之前的买办们一盘散沙，本应该做行业老大的林阿钦甚至带头破坏规矩，才导致买办们之间只有竞争没有合作。

此番在赵大贵的带领下，买办们开始用统一的声音发话；而洋行的西方商人因为这段时间损失严重，虽然急于应对，但未能做出足够有效的控制。

这件事如今看来还很细小，但实际对本埠今后十几年的商业环境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也是在一月份，大贵商行开了一次职工大会，奖励前一年立下功劳的职员，还给不少人提升了职位。

从义升行转来的掌柜和伙计们，没有什么功劳可言，但看在新加入的份上，赵大贵也给每个人发两个月工资，又温言抚慰，努力收服他们的人心。

最后，赵大贵还提出赚两百万的目标，就是说要求大贵商行的全体员工再接再厉，在1846年至少要赚两百万以上的纯利润。

在这个时代，这可不是小数目，虽然广州有伍家和潘家等大家族，资产总量远远超过大贵商行，但那也是数百年积累而成的，按照单一年份的收益，恐怕很难达到一百万元。

就是清国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四千万元到六千万元之间，每年的盈余也就只有数十万元。

当年威名赫赫的东印度公司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倒闭的时候，年纯收入也就一千万元左右。

考虑到这些因素，就能明白赵大贵提出的这个目标有多宏大了。

然而，大贵商行的掌柜伙计们陶醉在这些年的几何级数发展，竟没有一个觉得这个目标离谱的，反而疯狂地喊口号，发誓一定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场面极度火爆和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