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阿钦冲得比赵大贵还猛，还做了两年以上的物物贸易，遇到的问题自然比赵大贵那时还要严峻得多。

到了这时，就是一向装着豪气的林阿钦也不由面色大变。

本来，洋布滞销的兆头，在1845年年初的时候就显现，但当时赵大贵突然复出，还要跟别的商家争抢市场，各家疲于应付，才把这个危机忘却了；

三月份开始，各家联合起来打压赵大贵，知道大贵商行的厂丝出来，又从广州低价买洋布倾销，最后双方谁都耗不起，只能握手言和；

六月份的时候则是出现提货单这样奇怪的生意方式，投机商人们踊跃购买提货单，相当于提前下订金，让各家商行以为手中的货物全部卖出去了，才麻痹大意，到了此时才幡然醒悟，但已经太晚了。

洋布滞销危机终于露出狰狞的面貌，大部分商人想抽身离开都做不到。

在历史上，上海、香港、广州以及其他通商港口都在1845年经历严重的洋布滞销危机，大量商行倒闭，很多洋行关门停业回英国老家。

1847年2月24日的时候，香港总督德庇时在致英国外相巴麦尊的信函上写道，“包揽四分之三的中英商人的交易的掮客们之濒于破产，和1845年制造品进口充斥市场以致物价跌落，似乎对上海的前途发生不利的影响”。

以宁波为例，定海在之前两年的贸易额，每年都能达到五十万元以上，但在1845年，贸易额直接下降到1.2万元以上。

在香港，也有很多洋行和买办破产，英国本土不得不下令，停止在香港进行的所有在建建筑的建设，减少开支。

另外，广州的洋布滞销危机是最先显示的，这使得很多广州商人将洋布运到上海来出售，这使得广州的洋布危机减轻了一些，但也使得上海的危机变得更为猛烈。

不过，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次危机对中国是有利的，英国人原先是不想将定海还给中国的，本来跟清政府说好在1846年归还定海，但在1845年的时候很多军官和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言论，鼓吹用不着将定海还给中国人，那样能给英国带来极为庞大的利益。

但是，洋布危机爆发后，定海的经济价值立刻几近于无，呼吁归还没用的岛屿的呼声占了上风，最终也导致定海在1846年顺利归还给中国。

甚至在香港，也有位副领事（还是副总督）提出应该将香港还给中国人，免除这个经济包袱，一度还做得有声有色，只是后来这位副领事回国，才使得这事情搁置，最终在一百五十多年后才真正解决。

在这个时候，赵大贵却深居简出，很少跟其他商人见面。

经过前段时间的多项操作，赵大贵手中几乎没有什么存货，反而是积攒了大量真金白银。

在1845年，赵大贵先是通过卖生丝积攒了三四十万元；

之后提货单投机的时候，又通过强大的计算能力操控市场，当然更重要的是借机推销货物，又赚了二三十万元；

最后，火灾后套现五六十万元，清除所有库存；

加上之前的现金，手中有一百三十万银元以上的真金白银，在此时显得弥足珍贵，并不需要在这个前途难卜的市场上拿命打拼。

当然，这也不是说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