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者们果然对军训丝毫不感兴趣，也就是在澳门结识的杨威利等不到十名年轻学者出于好奇，愿意参加这样的培训，其他人包括李心兰、王韬和谢尔敦等，均无丝毫兴趣。

前后忙活了近一个月后，赵大贵才清闲下来，手下所有人学习的学习，军训的军训，大部分工作也都安排出去，赵大贵本人只需要负责一些重要的决策性事务就行。

也就在这种情况下，赵大贵才认真考虑如何赚钱，如何发展了。

赵大贵拿着东方学院学者和手下工人们的人事档案认真斟酌了一下，便召集二十名学者和二十名工人，组建一个项目组，决定从零开始打造赚钱机器。

“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人员大幅增加，但收入却没增加多少，要这样下去，一年之内手上的资金就要枯竭，不管学院还是工厂，都要开不下去的。”赵大贵找一个硕大的房间，把所有人都聚集起来，才开始哭穷。

按照赵大贵的品味，这房间里有一个长长的桌子，赵大贵坐在案首，身后还有个黑板，其他人分坐桌子两边，有一些坐不到桌子跟前的，就只能拉着椅子跑到后边做了。

这种布置风格，其实是现代社会的董事长开会模式，对这时代的人而言却是相当怪异的。

“那真是令人伤感的事情，可是我们对此能做什么呢？”曾经给赵大贵介绍过顾盛的年轻学者谢尔敦奇怪地问道。

这段时间谢尔敦过得不错，每天都有很多西方书籍可看，还有李心兰和其他学者可以互相交流心得，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好基友杨威利不知发了什么疯，要到租界外面去跟赵大贵手下的工人一起接受所谓的纪律培训，简直是莫名其妙。

“能做的事情很多，至少比你自以为的要多很多。”赵大贵说道：

“目前上海最赚钱的生意，进口有鸦片和洋布，出口有茶叶和生丝，这都是大宗。

我们大贵商行向来以救国利民为己任，鸦片是绝不做的，洋布可以做，但布匹生意相当复杂，除非有充足的准备，否则我们也就倒卖些洋布和羽绸等，自己倒是不会去生产的。

至于生丝和茶叶，这两项货物的出口之和占上海所有出口的九成以上，就是广州也跟我们这里差不多。

不过，茶叶的地区性因素太浓厚，而且我们想提高其加工水平，并没有多少方法可想，因此也只能倒卖而已，并不需要建立专业的茶叶加工厂。

倒是生丝，交易额极大，利润比茶叶高出不少，而且其加工技术的提升空间很大，非常适合我们介入。

目前上海往国外出售的生丝，要么是到苏州购买，要么生丝产地商人运送到上海出售，到湖州等生丝产地直接去进货的洋行或买办很少。

我手下的大贵商行一年前到湖州买过生丝，然后就遇到土匪，一位掌柜和两名伙计被打死，后来就只是少量进货，一直控制其规模，以免又惹上土匪什么的。

今年上海的洋布投机很兴盛，也就是说洋人都希望用洋布直接换取丝茶，以便获得更高利润，愿意花现金购买的商人很少，大贵商行今年就没做多少生丝生意，也就赚个七八万而已，跟去年相比相差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