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英国人的严谨性，巴富尔事后在领事工作备忘录中提到这一事件，还向外交部申请说鉴于有心向大英帝国的中国商人希望在领事馆注册登记这一新鲜事物，希望本部能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和章程等，只可惜这些很快就埋没在故纸堆里，过了很久才让人找到。

不管怎样，后世赫赫有名的大贵商行就此宣告成立，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既不归清政府管理，也不归英国政府管辖的三无黑户。

（知了注：按照这时代的习俗，领事馆自然不向到中国的本国商人征收税款，只有商船到达英国后由英国当地税务部门收税；后世也是一样）

这时代中国的关税收取方式很有意思，因为清廷官员向来不愿意过多涉入到夷务，因此外国商船到中国做生意的时候，要到本国领事处申报进出口货物种类和价值，并按此纳税。

是个人都能明白这种类似君子协定的做法有多大副作用，而且英国人方面没过几年也琢磨过来，这样一来只有英国商人在纳关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商人，没有正规的领事机构，反而不用缴纳任何关税。

1851年8月14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向刚上任不久的上海道台吴健彰发布照会，说“最近奉到英国政府训令...阁下...不向本领事馆寻求任何违章及走私的情报。

...贵道台将明白了解英国政府并不为英国商人要求任何特殊权利，而只要求英商取得和其他外商同样的待遇...中国官吏不能够一面容忍或默许其他外商的逃税，而一面对英国公民采取不同的行动。”

通过这项照会，英国的商人们跟其他国家的商人一样，获得不需要向任何组织机构提供进出口货物信息，从而正大光明走私的权利。

如果有人认为中国的关税权是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以后，因为吴健彰签署各种卖国协议才丧失的话，就会明白这项权力和利益，早在清政府还算正常执政的时候，就已经损失殆尽，而且这本身跟吴健彰没有多大关系。

接下来，赵大贵便以大贵商行的名义，跟凯利特船长签署了一份货物代理协议，算是正式拿到了代理权。

不过，这份代理协议更多倾向于一种君子协定，既没有约定具体的价格，也没有违约责任和惩罚等，最多算是备忘录。

事实上，在这个时间点，不管赵大贵还是凯利特船长都没法签署什么正规协议，一呢赵大贵的商行未免儿戏了些，一点信用都没有，二呢船长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向这位很会说英语的中国人期待些什么。

有一个好消息是，按照惯例船长给赵大贵支付了两百银元，算是初期的活动经费，这笔钱要在以后生意全部达成后扣除的，不过对此时的赵大贵而言，依然是一笔很有用的资金。

因此，赵大贵虽然感觉有些惊讶，但还是很高兴地笑纳了。

接着，赵大贵便告辞出门，去找所谓的本地茶商商量生意去了，只留下巴富尔跟船长在屋里，面面相觑。

“领事先生，这位赵买办做事靠不靠谱呢，怎么连商行都是今天才注册成立呢？”船长不安地问道。

说实话，船长觉得自己有些被误导了，一开始发现赵大贵的头衔是买办，就以为是广州那种历史悠久、实力庞大的专业买办，如今看来完全不是。

至于巴富尔领事，自然是一脸的苦笑，心想你问我，我还不知道问谁去呢。